此诗题中“感化寺”之名尚存争议，宋蜀本作“感配寺”，清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作“感化寺”，《文苑英华》作“化感寺”。在唐代其他人的著作中记载，终南山有感化寺：“邀至京师，游于终南化感寺”（严挺之），《旧唐书》也记载有“蓝田化感寺”之名。 王维与裴迪一起到感化寺游玩并且拜访昙兴上人。
此诗前四句描写爬山的行迹：拿什么登山装备、在哪里会合、山中行进、住宿地点，诗歌前四句大体内容如此，但若如此翻译，则恰恰把诗句的精妙处完全错过了。前四句平平敷写中传达出一种游兴。诗人兴致浓厚，“相待”表现出诗人游兴大发，远远将同伴甩在后面。“催客闻山响”一句，仿佛让读者看到一个兴奋的游人，对着山峰玩着回声游戏，顺带嘲弄一下朋友。住宿的山房伴着清幽的小溪，虽然第四句仍然描写动态的流水，但已经为下文对幽静山景的描写作了铺垫。
诗歌第六句“谷鸟一声幽”，以一声鸟鸣突出山谷幽静，笔法巧妙。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已经巧用“一声”，以此为诗歌增加诗趣。“望枝疑数处，寻空定一声”（沈君攸《同陆廷尉惊早蝉诗》）、“雷叹一声响，雨泪忽成行”（萧统《有所思》）都写得颇有趣味。王维长于以动衬静，“谷鸟一声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的手法颇为相近，而各自贴合各自诗境。中晚唐的诗人常常学习前人这种写法，如卢仝《掩关铭》“不如掩关坐，幽鸟时一声”。可见王维作诗既善于学习前人，又启发了后人的诗思。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以寒雾、暮烟衬托离别愁绪，情感低回而沉稳，着重表达作者对王长史的感激之情与惜别之意。
“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分别之后，诗人前方的路途千里迢迢，对王长史恩情百年难忘。用“千里”、“百年”强调路途之远和时间之长，表明诗人对朋友的感激之情和依依惜别之情。首联写出开阔浩渺的时空，萦绕在诗人心头的离情别绪就像千里之路、百年之时一样绵延不断、浩渺悠长，点题明旨，诗人的依依不舍之情蕴含其中。起笔起得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正悲西候日，更动北梁篇。”在西候之日诗人悲伤不已，因为与王长史分别，心中的悲伤让诗人想起《楚辞》中那令人神伤的文辞。西候，古代以秋日配西方，所以称秋日为西候。北梁，北边的桥。《楚辞·九怀》：“绝北梁兮永辞。”后用以指送别的地方。用“西候”、“北梁”两个典故点出分别的时间和地点，含蓄而新颖。颔联紧承上联而写，省略具体的分别场面和情节描写，而是用典故点出时间和地点，时间是萧索凄凉的秋天，地点是北桥边，恰当含蓄地烘托出分别时凄切的氛围。
“野色悲寒雾，山光敛暮烟。”田野悲罩在浓浓的秋雾中，凄寒而朦胧，远处的山峰在沉沉暮霭中聚敛而凝重。浓厚的秋雾暮霭就像诗人心头浓浓的分别之情，拂之不去，弥漫不散。宋代欧阳修曾指出：“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笔说·峡州诗说》）诗人宕开一笔，颈联转而写景，前一句是近景描写，后一句是远景描写，但不论是近景还是远景，都悲罩着秋烟寒雾。诗人悲伤而凄凉的心情全都蕴含于这凝重而凄寒的景物之中，借景抒情，情随景生，含蓄蕴藉，深藏不露。
“终知难再奉，怀德自潸然。”诗人始终知道他与王长史今后很难在一起，心中感念 长史对自己的恩德，不禁泪流满面。想到相见渺茫，诗人心中的悲伤又加重了许多。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