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
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首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先接上阕末句的抒怀咏志，将落笔之处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放眼处，座座高峰，远近错落，尽收眼底。然而，这还不是画面的关键，关键是山峰上飘扬着红军的旗帜。这旗帜高耸在山之峰巅，应和着狂野的西风，舒展飘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在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信仰的追随者同生共死，终于走出重围。而“漫卷”二字则高度凝练地表现出革命的力量依旧强健，依旧潇洒自如，依旧敢于在风口浪尖搏它一搏，这象征着革命的希望之火熊熊燃烧。所以下阕首句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绝非重复。它所表现的情感已较上阕首句更进一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平静和休憩、个人胸怀及智慧，而是革命集体的崇高与可敬及革命信仰的强劲活力。形式上回到了起点，情感上却有了新的格调。
下阕末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和上阕末句一样，从眼前的实景宕开，直接表现内心情怀和志向。但在表现的内容上也有了一个推进。上阕末句，是在古今战争之间寻求尚武勇猛之精神，在谈笑、屈指间举重若轻；而下阕末句所表现的情怀意志则似乎已经完成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升华，而有了更为具体的战斗冲动。诗人手持“长缨”，片刻的休息与感慨已经足够，疲乏与困顿已经一扫而空，激情与力量早已恢复。诗人已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吹角连营”，上阵擒龙。“何时”二字更见出诗人此时内心的战斗渴望。
这首词景象开阔，意蕴丰富，起承转合，层次分明，在意境和艺术结构上都称得上是一篇佳作。它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广为流传，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广播电台也时常朗诵播放。时至今日，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首作品中体味出当年岁月的艰辛以及领袖人物的宏大气概。
全诗十五句，毛诗、朱熹《诗集传》皆不分章。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分为两章，以“明昭有周”起为第二章，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因之。但细审诗意，前半颂武王之武功，后赞武王之文治，语意连贯。如若分章，“不惟章法长短不齐，文气亦觉紧缓不顺”（方玉润《诗经原始》），所以还是从旧说以不分为好。
此诗采用“赋”的手法进行铺叙。开头即说周武王封建的诸侯各国，不仅得到了皇天的承认，而且皇天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而他们的作用就是“右序有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就首先说明武王得到了天命。其次又说武王不仅能威慑四方，而且能安抚百神，所以他的继立，“明昭有周”，是能发扬光大有周先祖的光辉功业的。接着又写武王平定殷纣、兴立大周、封建诸侯之后，戢干戈、櫜弓矢，偃武修文，并以赞叹的口气说：我们谋求治国的美德，武王就把这美德施行于天下四方了。最后一句，总赞武王能保持天命，保持祖德，与首句遥相呼应。可见，此诗从头到尾，语意参差、语气连贯，而皆起伏错落有致，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深挚而敬慕的感情。它以天命和周武王的联系作为全诗的主线，重点歌颂了周武王的武功和文德，层次清晰，结构紧密，在大多臃肿板滞的雅颂诗篇中，不失是一篇较为优秀的作品。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