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秋”,大多数人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马致远那首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殊不知,元曲中有诸多关于“秋”的作品,其中不乏别出机杼的曲子,好比朱庭玉的这首《天净沙·秋》。
此小令开头描绘出一幅萧条的秋景图;然后写作者内心悲秋的伤感和对园林往日美好景色的喜爱;末尾两句写瑟瑟秋风中,辞柯的霜叶主动飞到作者身边,不舍离去。全篇用典构思别出机杼,结尾处用典,所表达的奋起和豪情,使全篇增添了几分魅力和感染力。
作者在开头便描绘出一幅萧条的秋景图。庭院前尽是飘落在地的梧桐叶,水边的荷花也早已凋零。“尽”“彻”二字是起首两句的关键所在,突出秋天树枝萧瑟,水面凋敝的惨淡景色,这与作者脑海中秋天来临前的荷花盛开、绿叶环绕的繁盛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蓉”两句对仗描写,写出作者由眼前秋景而生发出悲秋的情感。他四处寻觅,徘徊不定,目之所及皆为一片衰败的景象,内心不由产生无可奈何的悲痛。
“解与诗人意同”,与前两句的伤感基调不同。这一句提到景色为了迎合作者的情感才自愿衰败。通过前后的对比和拟人的手法,反衬出作者此时内心悲秋的伤感和对园林往日美好景色的喜爱。
前面三句的基调都略为沉重,接下来的四、五句则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末尾两句写瑟瑟秋风中,辞柯的霜叶主动飞到作者身边,不舍离去。这两句与上句的“意同”一样,都是采用拟人的手法,赋予霜叶以生命。在作者看来,流连在他身上的霜叶具有丰富的生命力,“飞来就我题红”化用典故,写出作者在这萧瑟秋景中所体现出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生命意志。一“辞”一“就”,使全曲的基调为之改变,与唐代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为“同调”。
小令结尾处不同于常人悲秋伤感的奋起和豪情,使全篇增添了几分魅力和感染力,同时词句恰到好处的运用,也体现出作者较强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
《上京即事》共有五首,本篇为其中的第三首,作者六十二岁时(1333)作。诗歌描写塞外牧区风光和牧民生活,独特的自然风光和边疆风情完美融合,别具艺术魅力。前两句写夕阳映照的草原牛羊遍地,野草生香,空气中布满乳酪的甜味。这是边疆风景中宁静和熙的一面;三四句写北风劲吹,沙尘似雪,帐下毡帘,这是边疆风景中野性暴烈的一面。因此,诗歌就在对北国草原风景、气候的变幻、民俗风情的勾勒中,描绘中迥异于中原的风情,传达出新鲜的、刺激的美感。
本诗背景广阔,具有典型的北国特色,可与南北朝民歌《敕勒歌》相媲美。
西天的太阳渐渐贴近地平线,草原的牛儿羊儿们,身披夕阳的金辉,拖着圆滚滚的大肚皮,散散落落,蹒蹒跚跚,从四面八方向帐篷归拢而来。忙碌了一天的牧人,将牛羊安顿好,坐在挂起毡帘的帐篷里,喝着浓浓的砖茶,吃着甜甜的奶酪,同时透过栅木欣赏着外面的风光,一阵阵清风带着野草的香气徐徐吹来,清爽得沁人心脾。多么恬静的草原暮色啊!但是,突然狂风席卷大地,打乱了草原的平静,家家户户慌手忙脚,将毡帘扯下,躲进帐篷里面去了,只剩下咆哮的狂风和漫天的大雪――那不是雪,那是飞腾翻滚的白沙。许多人见过鹅毛大的雪片,读过“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的诗句。然而北方草原的大雪,有时并不是一片征的白絮,而是一团团的颗粒,简直就是密密的冰雹。“卷地朔风沙似雪”,只有萨都拉这样熟悉北国景物的诗人,才能描绘出这种草原上独有的奇观。
此诗首联“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是说诗人在成都客居了五年时间,其中一年还是在梓州(四川三台)度过的。颔联“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意思是说:当前到处兵荒马乱,关山交通阻塞,我为什么反要远赴潇湘作客呢?这是以设问的语气表达难言的隐衷,是问自己,也是问一切关心他的亲友。言下之意是自己是知道时局如此纷乱不宜远行的,表隐衷而出以设问,无奈与愤激之情自见。在严武当政时期,为了照顾诗人贫困生活,曾表荐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诗人性忠直难被群僚所容,时受讥讽,因此不久坚决辞职归草堂。严武在世时尚且如此,此时他人亡职歇,更待不下去了。暗示此去原非本意乃是迫不得已。诗人前往,因为那边有可以投靠的亲友故旧,如舅父崔伟,朋友韦之晋、裴虬等人。
颈联说:回顾平生万事,一无所成,可头上发丝已由白转黄,表明身衰体弱之极;而展望此去前程,又是那么渺茫难测,只能以抱病残生像江上白鸥一样到处飘泊了。这是在去意已决之后,抚今追昔的感慨,“去蜀”之举更显其悲。困苦生涯,莫此为甚,不能不悲愤交集,“黄发”、“白鸥”联成对仗,表示行廉志洁如故,决不肯为穷困改节。由此结出尾联的反语。尾联说:国家安危的大计,自有当政的王公大臣支撑,我这个不在其位的寒儒何须杞人忧天,枉自老泪长流呢!表面是在负气说话自我解脱,其实是位卑忧国的肺腑之言。明知这班肉食鄙夫只会以权谋私,承担不起国家顶梁柱的重任,而自己“致君尧舜”的理想久遭扼杀,国之将覆,不能不悲。寄忠诚忧国之思于愤激言辞之内,感人的力度更见强烈。清人蒋士铨有诗赞杜甫云:“独向乱离忧社稷,直将歌哭老风尘。”(《南池杜少陵祠堂》)指的正是这位诗圣的高尚情操。
这首四十个字的短小五言律诗,总结了诗人在蜀五年多的全部生活,笔调堪称恢宏寥阔。而此诗尾联用激切语言所寄托的深于忧患不忘国难的赤诚丹心,更是一篇精髓所在。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