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杜甫写给其好友元逸人(元丹丘,隐道士)的诗,前几句用典终南山东蒙峰和《抱朴子》、《神仙传》、《述异记》等典籍中的意象,描述玄都坛的景色,赞扬元逸人的修行;末四句称其道行之高,超尘脱俗,服芝草琅玕等仙家之食,居在高垂铁锁的仙人之居,处于福地逍遥自得。
全诗自始至终围绕隐士元逸人居处着笔,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独在阴精结茅屋”。巍巍的秦岭子午谷精上,孤零零地立着一间用茅草结成的小屋。这就是诗主人翁、隐士元逸人的住房。其特点是“孤”与“陋”。离群索居,一茅屋,一箪食,一瓢饮,隐士生活之情态毕露。
第二部分:玄都坛景。青石松风寒,子规夜啼欲裂竹,王母画下云旗翻。这里离人寰远了,尽管“青石漠漠常风寒" ,但离仙境近了;还有彻夜子规啼,感动得山竹都裂了,白昼更有一种叫作王母使者的神鸟从云间翻飞而下,通仙界报消息。相传蜀帝杜宇禅位隐入西山后,他的灵魂化成杜鹃(子规),而王母更是道徒们崇信的神仙。这是最精彩的镜头,有声有色,动静结合,景中寓情,恰到好处地折射出隐士凄清的心境和高蹈遁世的怀抱。
第三部分:芝草琅玕日长,精边铁锁高垂。子午谷凄清的境遇,并不改元逸人隐遁的矢志。他抱道高栖,超然物外。日种芝草琅玕,以为仙家之食;铁锁百丈,凡人终不敢高攀。置身福地,何等萧爽,何等自得!隐之旨趣昭然。
全诗三个镜头浑然一体,格调凄清、沉郁,仍不失诗人的艺术风格。有人说这首诗“寄托了诗人的追慕”,笔者以为,根据全诗及最后四句“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的诗意,诗人对元逸人的信道求仙行为表面上看是歌颂,实质是表示怀疑。高危、清寒、凄孤是实,山竹裂、王母鸟传递仙音是假,芝草琅玕也是虚无之事;高不可攀是真,“福地" 、“萧爽”也是假。所以有美中带刺的意味,劝他不如早点回来。
这首小词写逆旅中寒起,对景生情,流露出旋归故里时的无限欣慰和由衷愉悦。
文廷式在清末帝、后两党的斗争中,是坚定地站在“帝党”一边的,他支持光绪新政,多次上疏弹劾李鸿章等人,终于陷入了“群小侧目,中以蜚语,忧伤憔悴,自戕其生”(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的绝境。光绪二十二年(1896),早已对文廷式恨之入骨的慈禧太后下诏,将廷式革职,并称“永不叙用”。这首令词当是文氏被解职归里时的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全无一丝沮丧和凄凉。一个志图报国却被剥夺了参予政事权利的人,能做到锐志不减、锋芒不藏,不计较个人荣辱,泰然处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风波险恶的“畏路”之上,不自以为难,甘于淡泊清苦,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勇气,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就中见出文廷式坚韧不拔的济世报国之忱。畏路,亦作畏途,指险情丛生的路途。《庄子·达生》:“夫畏涂(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局势,实不亚于《庄子》中的描述。变法失败之后,文廷式曾逃亡日本,否则恐难免死于非命。绳床,即胡床,这里借指旅舍中床铺之狭窄。鸡鸣风雨,语出《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后世往往以风雨鸡鸣喻指险恶、严峻的社会环境。上片三句情由景生,格随情迁,慷慨苍劲之中见出作者心境人格。字少而意多,歌短而情长。
下片前两句,写眼前景物:秋气清凉,草木凋零,回首日前经过之渡口,被淡烟雾霭所遮蔽;江对岸青山渐暗,一片晚霞将落。衰草凄迷,着一“黄”字;残照山色,拈一“入”字,皆见作者炼字创意之匠心,其感受是独特的。秋草夕阳,又不禁使人联想起思归,因古人多以青山和夕阳以衬托归隐。如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还有明杨慎《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秋草”句写回顾来路,渐行渐远,亦含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之意,“夕阳”句言举首前程,家山在望,流露出一种暂时解脱的藉慰和欢愉,其心境颇类于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描写的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不同的是陶诗解脱得似更彻底,而文词则欲脱而不忍,心情十分复杂。尤其是最后的一句,原词作者自注谓“用山巨源语”,意蕴更是深奥。山巨源,即山涛,晋“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中说他“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住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此后不久,曹爽等人谋夺司马懿权,被诛,并灭三族。(详《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山涛在大事变前已有预感,远身避祸,并劝其友石鉴不要厕身其间,即是所谓“无事马蹄间也”。文廷式在词中借用这个典故,暗点出自己为李鸿章等人构陷,不得已而乞假南归的心情,同时,尾句与首句相呼应,写出了当时政治局势之严酷。
小词虽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感而发,却又深含着普遍性的人生哲理,其中的坚韧精神和进取意识也足以使人感奋。朱孝臧评文词之“拔戟异军”、“兀傲故难双”,于此可见到一点消息。
《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全诗义正语谐,前半部分写宫人离宫入道。神奇华美的“星使”和“绿琼辀”,道观金殿里华贵的九枝灯,玉楼上缥缈的三素云,仿佛真到了神仙世界。然而,入道宫人对自己的命运却感到无可奈何。首联即写宫人一谪再谪由被选入宫到被遣入道的经历,“星使追还”不过是美其词,什么从仙人降到人间又重返仙宫全是反话正说,“不自由”才是实情。首句的“不自由”和结尾的“恨未休”是全诗的核心,充分表现了诗人对被造入道的女冠身世深切同情,点出她们在金殿玉楼中精神心灵的无奈。这里不仅描写了入道宫人和韩录事的爱情,也歌颂了爱情的纯洁和坚贞,惋惜了爱情摧折后的悲痛。
颔联和颈联四句具体描写入道宫人的辛酸凄苦生活。她们只能空守着冷落寂寞的道观寺院,长年度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和人世生活永别,和媚独的嫦娥作伴。唐代宫人入道完全是封建皇帝对宫女的摧残虐待,是极为残酷的行为。封建皇帝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博得不好色的名声,或者为了节省开支,而发放一些宫女,又不让她们自由婚嫁,便强迫她们入道宫,使她们从一个苦海又掉进另一深渊。
正像李商隐的一些女冠诗对年轻女冠孤寂无依,失去青春爱情深表同情那样,诗后半部分专就此加以发挥。如今宫女入道便与宫中旧伴永别,不能再同她们一起有此浪漫的非非之想,却要与道观中那些孤寂无侣的女道士同游,像嫦娥那样忍受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折磨。
诗的结联则以宫人的爱情生活的无限遗恨来叹惋入道宫人悲惨不幸。意谓宫人若有所恋,那么这样被迫入道,其心头遗恨更将永难消除,这正是入道宫人的最痛苦的悲剧。最后,作者和韩琮开玩笑说,当时若是宫人爱上你,入道以后她格于教规亦唯有埋骨成灰长恨无绝期了。冯浩说:“诗言倘有冶情,则从此绝身埋没,戏录事兼醒原唱。”此说完全符合李商隐的创作实际。开成二年,诗人作《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诗亦庄亦谐,与同年韩瞻戏谑打趣,但所述则是严肃的婚姻问题。《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就宫人入道事件表现了作者对年轻女冠的深切同情,揭示了宫廷与道观对女子青春的摧残。诗末虽杂以戏谑,却是离庄于谐,并不轻薄。开成前期,李诗中这些偶露幽默的诗例也有可玩味之处。
这首诗是李商隐咏怀入道宫女的诗,诗中描写了被遣入道观的宫女的辛酸凄苦的生活,对入道宫女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李商隐集中表现入道宫人爱情生活的被挫折和不自由,是表现这一问题的本质,因而和其他同类诗相比显出其诗意的深沉和见识的深刻,确是高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