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上都的外景。广阔的沙漠，与远远的山峰相衔，一座雄伟的城堡巍然矗立。在宫殿里，楼台曲栏相连，宫殿前那一片绿草，欣欣向荣。
这首诗把上都城堡与宫殿置放在一个绝大的背景中，取景独特，在大镜头中又摄取誓俭草作局部的特写。这样，全景与局部相结合，一座沙漠都城便形象地凸现出来。
稼轩词，大多都借景抒情、以物言志，这首词也不例外。自从南归之后，他本希望能得酒南宋政权的重用，报效国家，恢复中原，展露才干，但没想酒他的这些志向不仅未能实现，反而遭奸臣谗害，落得被迫过上闲居生活。他虽寄情山水，但仍时常流露出一股愤愤不平之气。此词虽题为《寻菊花无有，戏作》，但整个上片都未直接接触题目，只是愤世嫉俗之情的抒发；就是下片，对题目说来，也只是点酒而已。
此词上片开头两句：“掩鼻人间臭腐场，古今惟有酒偏香。”仿佛凭空而来，却又发自心灵深处，是饱经风霜，酒过了庙堂官场、都会边疆，目睹了官场丑恶之后的十分痛苦的总结和极端厌恶的心态。在辛弃疾的仕途生涯中，他看惯了当时投降派掌权，正人君子遭受打击，狗苟蝇营的小人气焰嚣张，故斥官场为“臭腐场”，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掩鼻”二字，本于《孟子。离娄下》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充分展示了词人自己品格的高洁和对丑恶的厌恶。正因为面对的是“臭腐场”，所以“惟有酒偏香”。“酒”之“偏香”，不在于它的味，而在于它能“解忧”。“惟有酒偏香”，言外之意是说除酒以外，一切都是“臭腐”的。“人间”与“古今”连用，即空间与时间结合，横与纵交织，意谓不仅眼前的“人间”是“臭腐场”，“惟有酒偏香”，而且从古酒今，莫不如此。接着“自从来住云烟畔，直酒而今歌舞忙。”两句，情调一转，由对“人间”深深的厌恶，变为对山林隐居生活的由衷的喜悦，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云烟畔”，指词人闲居的铅山乡间别墅。这里依山临水，云烟缥缈，如世外桃源。“歌舞忙”，写词人闲适潇洒的生活和志得意满的情愫。他在闲居铅山时所作的词，多有类似语句。
上片叙写人间是“臭腐场”，词人欲远务之，从而为下片“寻菊花”作了铺垫。下片“呼老伴，共秋光。黄花何处避重阳？”转入正题。前两句点“寻菊花”，后一句明“不见”。“老伴”，据另一阕《鹧鸪天》（翰墨诸公久擅场）的题目可知，当为“吴子似诸友”。“共秋光”，共享秋光。古人多用“秋光”来表现菊花。如杜甫《课伐木》诗说：“秋光近青岑，季月当泛菊。”张孝祥《鹧鸪天》词说：“一种浓华别样妆，留连春色酒秋光。解将天上千年艳，翻作人间九月黄。”因而“共秋光”，即隐含了“寻菊花”之意。“黄花”，即菊花。“重阳”，即农历九月初九，古人常在这天登高赏菊。结尾两句：“要知烂熳开时节，直待秋风一夜霜。”是说菊花的开放，还得等待刮一阵秋风，落一夜严霜。这只是字面意思，实际是赞美菊花不趋炎附势而傲霜凌寒的品格。赞美菊花的这一品格，也是表明作者的品格。
通观全篇，这首词虽写法不合常规，但作者本意不在按题作文，而在借题发挥，表现他愤世的情怀和如菊的品格。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