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此诗描写蜀中四月的情景,壮美与纤丽互见,宏观与微观俱陈。细雨迷蒙,密雾难开,春水盈野,一派浩渺,意境壮阔。
诗中的“南京”是指现在的成都,“犀浦道”指唐代的犀浦县,现在四川郫县的犀浦镇就是当年犀浦县治所。
李重元的《忆王孙》原来是有春、夏、秋、冬四季词的,都是以女子的口吻述说四季景色,抒发相应的情感。这一首夏词,先写小池塘里,风中的水草猎猎有声,雨后的荷花更散发出沁人的芬芳,使得满院都是荷花的香味。炎热的夏季,难得的雨后清爽。这时候,又享用着投放在井里用冷水镇的李子和瓜,真象冰雪一样凉啊!竹制的方床(大床、双人床)上,谁还有心思去拿针线(慵拈:,懒拿)做女工呢?没了汗,有了倦,美美地睡上一个午觉,应该是很惬意的事情啊!
小令虽短,却勾画出一幅具有夏令特色的仕女图,别有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