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故乡远在三千里之外,关闭在皇宫整整二十年。
我唱一曲悲凉的《何满子》,眼泪不由得双双落在唐武宗的面前。
自己凭仗着能歌唱之日,赢得了先皇无限的宠爱。
新声在何处唱起,使那宫中歌者哀痛有如断肠。
注释
故国:故乡。此为代宫女而言。
深宫:指皇宫。
何满子:唐教坊曲名。
君:指唐武宗。
倚:凭仗。
先皇:指唐武宗。
李延年:汉武帝李夫人兄,以善歌宠极一时。此处泛指唐武宗时宫中歌者。
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
据《唐诗纪事》记载,唐武宗李炎宠信善歌才人孟氏,后值武宗病重之时,令其于病榻之前歌《河满子》一曲,声调凄咽,闻者涕零。不久,武宗崩驾,孟才人哀痛数日而死。张祜为孟才人殉情之事写了三首诗,一首题作《孟才人叹》,另二首为一组,总题名“宫词”。
这首墙头诗,题在作者所住村舍的墙上,意在叫大家看,所以写得很通俗。某些前人和今人以“鄙俚近俗”贬斥杜荀鹤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孰不知既反映民间疾苦,又力图写得通俗易懂,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正是杜荀鹤的难能可贵之处。
离乱之后,诗人寄居在一个被战争蹂躏的满目疮痍的村庄里,他见到许多农舍,空无人居,由于赖以蚕织的桑树竟被砍伐,充作修营寨的材料,所有耕牛也都被杀掉犒劳了士兵,使得蚕没法养,帛不能织,大片田地也遭到了荒芜,人们缺衣少食,只能凑合着过,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农家所负担的赋税一分也不能少,催缴赋税官吏的呼喊声仍然非常急迫,实在惨不忍听,作者最后指出,遭到兵燹之害得并不只这一个村庄,而是许多州县。官府怎么一点也不予理会,减免赋税呢,原来这些地方官吏都是一群不顾人民死活的家伙,老百姓都被杀害完了,他们还在多收税向上面邀功请赏。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此词是张先的代表作之一。宋范公《过庭录》说:“子野郎中《一丛花》词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时盛传,永叔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谒永叔,阍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永叔是文坛巨擘欧阳修的字,张先的词能让欧阳修极口称赞,足见其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词的起首一句,是经历了长久的离别、体验过多次伤高怀远之苦以后,盘郁萦绕胸中的感情的倾泻。它略去了前此的许多情事,也概括了前此的许多情事。起得突兀有力,感慨深沉。第二句是对“几时穷”的一种回答,合起来的意思是伤高怀远之情之所以无穷无尽,是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真挚的爱情更为浓烈的缘故。这是对“情”的一种带哲理性的思索与概括。这是挟带着强烈深切感情的议论。以上两句,点明了词旨为伤高怀远,又显示了这种感情的深度与强度。
接下来三句,写伤离的女主人公对随风飘拂的柳丝飞絮的特殊感受。“离愁”,承上“伤高怀远”。本来是乱拂的千万条柳丝引动了胸中的离思,使自己的心绪纷乱不宁,这里却反过来说自己的离愁引动得柳丝纷乱。这一句貌似无理的话,却更深切地表现了愁之“浓”,浓到使外物随着它的节奏活动,成为主观感情的象征。这里用的是移情手法。而那蒙蒙飞絮,也仿佛成了女主人公烦乱、郁闷心情的一种外化。“千丝”谐“千思”。
上片末三句写别后登高忆旧。想当时郎骑着嘶鸣着的马儿逐渐远去,消逝尘土飞扬之中,此日登高远望,茫茫天涯,又要到哪里去辩认郎的踪影呢?“何处认”与上“伤高怀远”相呼应。
过片上承伤高怀远之意,续写登楼所见。“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说不远处有座宽广的池塘,池水溶溶,鸳鸯成双成对地池中戏水,小船来往于池塘南北两岸。这两句看似闲笔,但“双鸳”二字既点出对往昔欢聚时爱情生活的联想又见出此时触景伤怀、自怜孤寂之情。说“南北小桡通”,则往日莲塘相约、彼此往来的情事也约略可想。
下片三、四、五句写时间已经逐渐推移到黄昏,女主人公的目光也由远而近,收归到自己所住的楼阁。只见梯子横斜着,整个楼阁被黄昏的暮色所笼罩,一弯斜月低照着帘子和窗棂。这虽是景语,却隐隐传出一种孤寂感。“又还是”三字,暗示这斜月照映画阁帘栊的景象犹是往日与情人相约黄昏后时的美好景象,此时景象依旧,而自从与对方离别后,孑然孤处,已经无数次领略过斜月空照楼阁的凄清况味了。这三个字,有追怀,有伤感,使女主人公由伤高怀远转入对自身命运的沉思默想。
结拍三句化用李贺《南园》诗中“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东风不用媒”之句,说怀着深深的怨恨,细细地想想自己的身世,甚至还不如嫣香飘零的桃花杏花,她们自己青春快要凋谢的时候还懂得嫁给东风,有所归宿,自己却只能形影相吊中消尽青春。说“桃杏犹解”,言外之意是怨嗟自己未能抓住“嫁东风”的时机,以致无所归宿。而从深一层看,这是由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而造成的,从中显出“沉恨细思”四个字的分量。这几句重笔收束,与一开头的重笔抒慨铢两相称。
词中“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句,使作者获得了“桃杏嫁东风”的雅号。张先的许多艳词都是感情浅薄的,而此词却情真意切,无论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值得永远为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