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二句先写越窑开窑的时间在秋天,再以夸张的手法极言秘色瓷的颜色青翠,像是夺走了千山的苍翠似的;后二句写若在秘色瓷中盛上半夜的露水,就可以陪着嵇康将杯中的残酒喝完。全诗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抓住了秘色瓷颜色青绿以及光泽盈润的特征来描绘,并突出其风神。
前两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陆龟蒙远看越窑开窑时的壮观景象而发的感概。其中的一“夺”字可谓神来之笔。在陆龟蒙的心里这秘色瓷的釉色已无法用一般言语去描述,只能用巧妙夺取大自然的“千峰翠色”来雕饰。但在实际的烧窑过程中窑内的烧制温度和火焰气氛很难控制。烧成黄釉、青釉乃至生烧、过烧的都有。所以“夺得千峰翠色来”不但体现了诗人文辞意境的险绝,而且还包含着“千峰翠色”的来之不易。
后两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是越窑开窑后陆龟蒙近看堆积如山的越窑器(可能碗类较多)时的记实描述和感怀:堆积的碗类越窑,如果放好方向,即口朝上,到夜半时就能盛载露水;如果碗类越窑器口朝下堆放就不是“好向”,因为没法盛载露水。从后二句中读者不仅能够读到陆龟蒙对嵇康的崇敬,并将嵇康当作知音,还能推断出秘色瓷釉面盈润这一隐藏信息。
诗中提及嵇中散,是因为嵇中散是一位嗜酒爱琴,才气横溢并铁骨铮铮的令后人敬仰的一代罕见名士。陆龟蒙明吟越窑之物,暗示敬慕嵇中散之志向。这也说明陆龟蒙的这首诗并非着眼于秘色越窑,而是借物抒情,暗表心机。明白了诗人的本意后,再回味“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就能体会出这里不仅是吟咏“秘色越器”,而且和于谦《石灰吟》以“秘色”语言明志有异曲同工之效。诗人的感怀是:越窑经历火的洗礼,在九秋风露中,终于“夺得千峰翠色”,此时此景,不禁使人想到嵇中散那样的人杰与鬼雄。此时此刻的陆龟蒙,已被嵇中散孤傲不群、蔑视权贵的性格,直言不讳的气度,超凡绝世的理想所深深吸引,已完全和嵇中散在精神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加之嵇中散有很高的才气和节气,于是陆龟蒙才把他作为心灵上的寄托和尊崇甚至效法的楷模。这才有了用秘色瓷在“中宵”的阴阳相交之时“盛取沆瀣”之液共邀和自己有着同样处境、心境的另一时空的知己——嵇中散共饮沆瀣,以销万古之愁,于是便有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传世佳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九月深秋的晨风中,露水沾衣,越窑中烧制的瓷器出窑;颜色似青如黛,与周围的山峰融为一体,夺得千峰万山的翠色。
那些堆放到正确的朝向的瓷器,到夜半时就会盛载一些露水,浅浅地盛有露水的碗如同嵇中散留下的斗酒时还残存浊酒的杯子。
注释
秘色:秘色瓷。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此诗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宋、明、清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说,五代吴越国王钱鏐规定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
九秋:指九月深秋。
千峰翠色:谓越窑釉色就像覆盖山岚的郁郁葱葱的翠色,后用以指青瓷。
好向:即正确的朝向。
中宵:即夜半。
沆瀣:夜间的水气,露水。
共:即如同。
嵇中散:即嵇康,三国魏时曾任中散大夫,故也称嵇中散。
遗杯:即有酒残留之杯。
秘色瓷是在唐代瓷器制作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瓷精品,产于浙江余姚上林湖一带的越州。越窑是中国青瓷最重要的发源地和主产区,其历史可上溯至近两千年前。东汉年间这里最早完成了陶器的制作,后来又完成了从原始青瓷发展到青瓷的历史过渡。这一带战国时属越国,唐时改为越州,“越窑”因此而得名。越窑青瓷经过不断发展晚唐时达到鼎盛成为了中国的瓷业中心。
陆龟蒙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晚期,当时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天灾人祸不断,整个唐王朝日薄西山。《新唐书》记载,陆龟蒙“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陆龟蒙任此卑职后不久便隐居在松江甫里(今江苏苏州东南甪直镇),“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可见此时的他怀才不遇、饱受压抑、满怀忧郁,既对统治者的腐朽生活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他只好远离都城长期生活在南方避世。当陆龟蒙初次见到“千峰翠色”般精美绝伦的越窑秘色瓷器时,想象其中宵“盛取沆瀣”之液,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遂借物咏怀以抒胸中块垒。
此诗前二句先写越窑开窑的时间在秋天,再以夸张的手法极言秘色瓷的颜色青翠,像是夺走了千山的苍翠似的;后二句写若在秘色瓷中盛上半夜的露水,就可以陪着嵇康将杯中的残酒喝完。全诗用准确而形象的语言,抓住了秘色瓷颜色青绿以及光泽盈润的特征来描绘,并突出其风神。
前两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陆龟蒙远看越窑开窑时的壮观景象而发的感概。其中的一“夺”字可谓神来之笔。在陆龟蒙的心里这秘色瓷的釉色已无法用一般言语去描述,只能用巧妙夺取大自然的“千峰翠色”来雕饰。但在实际的烧窑过程中窑内的烧制温度和火焰气氛很难控制。烧成黄釉、青釉乃至生烧、过烧的都有。所以“夺得千峰翠色来”不但体现了诗人文辞意境的险绝,而且还包含着“千峰翠色”的来之不易。
后两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是越窑开窑后陆龟蒙近看堆积如山的越窑器(可能碗类较多)时的记实描述和感怀:堆积的碗类越窑,如果放好方向,即口朝上,到夜半时就能盛载露水;如果碗类越窑器口朝下堆放就不是“好向”,因为没法盛载露水。从后二句中读者不仅能够读到陆龟蒙对嵇康的崇敬,并将嵇康当作知音,还能推断出秘色瓷釉面盈润这一隐藏信息。
诗中提及嵇中散,是因为嵇中散是一位嗜酒爱琴,才气横溢并铁骨铮铮的令后人敬仰的一代罕见名士。陆龟蒙明吟越窑之物,暗示敬慕嵇中散之志向。这也说明陆龟蒙的这首诗并非着眼于秘色越窑,而是借物抒情,暗表心机。明白了诗人的本意后,再回味“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就能体会出这里不仅是吟咏“秘色越器”,而且和于谦《石灰吟》以“秘色”语言明志有异曲同工之效。诗人的感怀是:越窑经历火的洗礼,在九秋风露中,终于“夺得千峰翠色”,此时此景,不禁使人想到嵇中散那样的人杰与鬼雄。此时此刻的陆龟蒙,已被嵇中散孤傲不群、蔑视权贵的性格,直言不讳的气度,超凡绝世的理想所深深吸引,已完全和嵇中散在精神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加之嵇中散有很高的才气和节气,于是陆龟蒙才把他作为心灵上的寄托和尊崇甚至效法的楷模。这才有了用秘色瓷在“中宵”的阴阳相交之时“盛取沆瀣”之液共邀和自己有着同样处境、心境的另一时空的知己——嵇中散共饮沆瀣,以销万古之愁,于是便有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传世佳句。
黄景仁在乾隆中后期,是著名的诗家,也工词,这首《沁园春·生日自寿》,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时年二十四岁。据年谱,作者的生日是正月初四,但在词中,既没有涉及新春的景象,也没有家人团聚的情景,可以断言是客中之作。词的内容,主要是抒吐自己身世的悲辛,以及生计艰难才命相妨的酸楚,基调是非常凄苦的。
作者志大才高,孤寒清苦,何以在生辰之日,有如此悲痛的措词,请先略述他的身世:作者生四岁而孤,家境贫寒,全靠寡母抚养。他天资聪慧,八岁能属文,九岁赋诗即有“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佳句。十六岁时应县试,在应试的三千士子中,一举夺冠,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应乡试不第。当时常州知府潘恂升任浙江观察使,他被邀至杭州,曾往钱塘观潮,作《后观潮行》,一时传诵。二十一岁,再应乡试,仍未中式,困穷愈甚。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与友人洪亮吉同入安徽提学使朱筠幕中,虽然受到礼遇,但仍悒悒不得志,感到长期为贫困、折磨所扰。估计作此词时,他人在安徽。
词的起三句“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词人以激动的心情,大声呼天:为什么生下我来,使我心情如此愤激?三句笼罩全篇,引出下文的无穷感慨。“叹其年难及”等四句是说:论年龄我已二十四岁,该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然而岁月匆匆,丁年(二十岁成丁)早已超过,而我竟困顿如斯;长期觅食他乡,至今还是一介书生,论功名事业,都无成就,而且是“一寒至此”,幕僚微俸,无以解家人的饥寒,人生艰辛的滋味,算是尝尽了。“一寒至此”,用《史记·范雎传》典故。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答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为秦丞相。后须贾奉使人秦,雎故着敝衣往视,贾怜其寒,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因取一绨袍为赠。旋知雎为秦相,大惊请罪,雎念其尚有眷怜故人之意,故释之。作者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虽年已二十四岁,却已贫寒到如此程度,家徒四壁,四岁丧父、祖父、祖母、长兄相继去世,靠母亲守节抚养成人,尝尽辛酸,怎能不有“生我何为“之痛。下一韵“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灌苦笋肠”,作者感叹才名和好梦,都靠不住,论才名,则是寄人篱下,乞食他乡,论好梦,则乡试落第,功名之事,渺如云姻。“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占来薄幸名”,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曾有此感,现在又过了五年,青衫依旧,白袷自怜,怎不令人伤感。“断尽黄蜜苦笋肠”这一叹,当令天下有才有志的贫寒之士,同声一哭。“黄虀苦笋”,都是味辛味苦的食物,吃黄虀苦笋饱受饥寒的穷孩子,成为一代的大诗人,这是朱门酒肉、脑满肠肥的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记得陈迦陵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的词中,曾有“酒则数行,食而三叹,断尽西风烈士肠”的酸辛之语,同样使用“断肠”一词,而作者此时处境,比之迦陵,其困苦实远过之,怎能不临风悲叹!而在此时,作者更念及六旬老母,一生苦节,也竟未能在儿子身上,取得菽水承欢的报答,真是苦节难偿,徒增悲感。也就在去年(1771)作者《别老母》诗中云:“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作为儿子,不能赡养衰年的慈亲,反而使老母在柴门风雪之夜,增添泪眼欲枯的别离悲痛。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下片“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两句,紧承前文,上句与起笔“苍苍者天,生我何为”相应,下句感叹华年已逝,华发已生,引出古人和自己相比,痛感天之生才,有时未必能尽其用。“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四句,言历史上东汉邓禹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位列三公(“拜衮”,指古代拜授三公之职),拜官大司徒,掌管朝政;三国吴周瑜,也在二十四岁时,已经掌握兵权,为建威中郎将,吴人称为周郎,声名显赫。再看自己,同样是二十四岁,依然是一衿寒士,同样有才,而时运名位有云泥之别。可见天之生才,有用有不用,有的乘时而起,有的身在草莱,是天公有意对人戏弄,还是才命相妨?又怎能不使人悲慨。思念及此,作者以“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诸语自解:寿命不是人所能争的,而我已达到能展露才华的年龄,有才也不一定有福,而我却是有才无福,而今乃一寒至此,只能借酒消愁,以酒狂自命了。(“酒狂”一词,见《汉书·盖宽饶传》:“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意谓纵酒使气)最后,作者以“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三语作结,表明自己并非狂于酒者,在感慨万端的情况下,只能举酒消愁,含辛凝想,看来自己只有在五湖边上,躬耕三亩土地,聊作用舍行藏的归宿了。(“五湖”:指太湖,作者家近太湖。“行藏”一词,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这首词写得非常激楚,而在字里行间,和他的许多诗章一样,不掩其高傲真挚的本色。他所抒发的,乃是内心世界中深藏的激情,他是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似乎成熟得过早一些,二十四岁的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小青年之列,然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其秉赋而言,确有惊人之处。他在生辰之日,虽然触绪自伤,却也并非就此消沉下去。就在这年三月上巳日,朱筠学使曾集安徽文士,会于采石之太白楼,一时授简赋诗者数十人,他年纪最少,乘醉著白袷立日影中,落笔顷刻数百言,一座皆惊。结句云:“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与会者无不惊为奇才。可惜他在所谓乾隆盛世,竟不能尽其才行其志!读了这首自寿词,不禁为之三叹。
前四句“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主要表现的是诗人在这之前的胸襟怀抱。那时候作者先后投到元宝、李密帐下,自以为胸有珠玑,频频向故主献策,但都不为故主所用,很有些怀才不遇的感慨。
“中原”等二句,表明了天下纷扰,各地豪强并起,争夺天下。正是投笔从戎的时机,与其做个刀笔之吏,还不如从军,谋定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后汉书·班超传》:“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纵横句,魏徵借此指自己曾向李密献下策,但不被李密所采纳,反被其耻笑为老生常谈。颇有苏秦不得志时的情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慷慨志犹存”一句充满了转折之意,表明了自己虽然屡遭挫折,但心中热血未灭、壮志依旧还在。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四句,主要勾勒诗人遇到明主,颇受唐高祖重用,为报高祖的知遇之恩,自告奋勇出潼关去招降山东的群雄,并表现所负使命之重大。“杖策”句指出作者果断为李渊献策,并义无反顾去实现这条计谋。“驱马”表达出作者奉命安抚山东时的豪迈、敏捷和急迫之态。“请缨”等二句,则用汉终军和郦食其的故事比拟自己的山东之行,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杖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明作者在路途中的艰险景况。“杖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行迹在群山中放眼望去,那些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作者心情因任务艰巨,前途未卜而起伏不平,忐忑不安。“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老的丛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荒无人烟,战乱留给人民的是一片凄凉。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作者不但知道前途的艰险,个人也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对未知危险的恐惧,这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而更真实的展现了人性,更为作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太祖的知遇之恩。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表明了作者重视信义,有恩必报,不图功名的思想。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徵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徵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
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在盛行王、孟和元、白诗风的中唐时期,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损。韩愈在这首诗中,热情地赞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表现出高度倾慕之情。在对李、杜诗歌的评价问题上,韩愈要比同时的人高明许多。
此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作者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讥斥“群儿”抵毁前辈是多么无知可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句,已成为对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千古定评了。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力写对李、杜的钦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其中“伊我”十句,作者感叹生于李、杜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读到李、杜天才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景。“惟此”六句,感慨李、杜生前不遇。天帝要使诗人永不停止歌唱,便故意给予他们升沉不定的命运。
“平生”六句,作者叹惜李、杜的诗文多已散佚。末十二句为第三段。“我愿”八句,写自己努力去追随李、杜。诗人希望能生出两翅,在天地中追寻李、杜诗歌的精神。他最后四句点题。诗人恳切地劝导老朋友张籍不要忙于经营章句,要大力向李、杜学习。
韩愈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流派。叶燮《原诗》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诗人以其雄健的笔力,凌厉的气势,驱使宇宙万象进入诗中,表现了宏阔奇伟的艺术境界。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人笔势波澜壮阔,恣肆纵横,全诗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奔流直下,而其中又曲折盘旋,激溅飞泻,变态万状。如第二段中,极写李、杜创作“施手时”情景,气势宏伟,境界阔大。突然,笔锋急转:“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豪情壮气一变而为感喟苍凉,所谓“勒奔马于嘘吸之间”,非有极大神力者不能臻此。下边第三段“我愿”数句,又再作转折,由李、杜而写及自己,驰骋于碧海苍天之中,诗歌的内涵显得更为深厚。诗人并没有让江河横溢,一往不收,他力束狂澜,迫使汹涌的流水循着河道前泻。此诗在命题立意、结构布局、遣词造句上,处处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如诗中三个段落,回环相扣,展转相生。全诗寓纵横变化于规矩方圆之中,非有极深功力者不能臻此。
尤可注意的是,诗中充满了探险入幽的奇思冥想。第一段六句,纯为议论。自第二段始,运笔出神入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用大禹凿山导河来形容李、杜下笔为文,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的想象,决不是一般诗人所能有的。诗人写自己对李、杜的追慕是那样狂热:“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他长出了如云般的长翮大翼,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探索李、杜艺术的精魂。追求的结果是“百怪入我肠”。此“百怪”可真名不虚说,既有“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有“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下海上天,想象非常神奇。而且诗人之奇思,雄阔壮丽。韩诗曰奇曰雄,通过此诗可见其风格特色。
诗人这种神奇的想象,每借助于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就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诗人这样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此诗乃“论诗”之作。朱彝尊《批韩诗》中所谓的“别调”,其实应是议论诗中的“正格”,那就是以形象为议论。在此诗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比喻等表现手法,在塑造李白、杜甫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作者其人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诗人对诗歌的一些精到的见解,这正是此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值得珍视的地方。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二子,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寸,包涵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