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有小序述写作缘起。它首先追叙了1191年（绍熙二年辛亥）除夕，作者从范成大苏州石湖别墅乘船回湖州家中，雪夜过垂虹桥即兴赋诗的情景。诗即《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绝句，“笠泽茫茫雁影微”是其中的一首。当时伴随诗人的还有范成大所赠侍女小红，故又有《过垂虹》一首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五年以后，1196年（庆元二年）冬，作者自封禺（二山名，在今浙江德清县西南）东诣梁溪（今无锡）张鉴别墅，行程是由苕溪入太湖经吴松江，沿运河至无锡，方向正与前次相反，同往者有张鉴（平甫）、俞灏（商卿）、葛天民（朴翁，为僧名义铦），这次又是夜过吴松江，到垂虹桥，且顶风漫步桥上，因赋此词，后经十多天反复修改定稿。这次再游垂虹，小红未同行，范成大逝去已三载。从小序看，这首词是一首写景纪游之词，但从全词看，则兼有伤逝、怀古、怀人等多重内容。此词的妙处正在将多重主旨溶成一片，复杂含混，意蕴丰厚。
上片从环境入手，开篇便描绘出一幅凌寒荡舟的广阔画面：飘浮着莼菜的水面，双桨划动；松风时送雨点，冷凝在蓑笠上；暮霭渐渐笼罩湖上，令人生愁。起三句“莼波”、“松雨”、“暮愁”，或语新意工，或情景交融，“渐”字写出时间的推移，“空阔”则展示出境界的深广，为全词定下了一个清旷高远的基调。以下三句继写湖面景象：沙鸥在湖上盘旋飞翔，仿佛要为“我”落下，却又背人转向，远远掠过树梢。沙鸥亲切可爱之情态毕现。因为故地重游，所以称这些水鸟为“盟鸥”（和“我”有旧交的鸥鸟。）后三句忽尔转到五年前雪夜荡舟的情景：“那回归去，荡吴雪、孤舟夜发”，正是：“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吴衣……”眼前隐约出现的不又是那重叠蜿蜒的远山？这是旧梦重温么？然而当年的人又到何处去了？结句“伤心重见”三句，挽合今昔，感慨遥深。“依约眉山，黛痕低压”，将太湖远处的青山，比作女子的黛眉，不是无缘无故作形似之语，而显然有伤逝怀人的情绪。所谓伤逝怀人，则可能既有对友人范成大的追念，又有对范成大所赠歌妓小红的想念，而且还似有对合肥情侣的深深思念（正是是年正月，词人与合肥情侣惜别，已有近一年矣）。朦胧迷离，曲尽其妙。
下片过拍写船过采香径。这是香山旁的小溪，据《吴郡志》：“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今自灵岩望之，一水直知矢，故俗又称箭径。”面对这历史古迹，最易引发人的思古之幽情，“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老子婆娑（犹徘徊），自歌谁答。”对照“那回归去”的情景——“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而今老夫对山川歌舞，有谁应答？仍与上片结句伤逝情绪一脉相承。西望是垂虹桥，它建于北宋庆历年间，东西长千余尺，前临太湖，横截吴江，河光海气，荡漾一色，称三吴绝景，以其上有垂虹亭，故名。船过垂虹，也就成为这一路兴致的高潮所在。从“此兴平生难遏”一句看，这里的“飘然引去”之乐，实兼今昔言之。这一夜船抵垂虹时，作者曾以“卮酒”袪寒助兴，在他“飘然引去”时，未尝不回想那回“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的难以忘怀的情景。从而，当其“酒醒波远”后，不免黯然神伤。“政（正）凝想、明珰（耳坠）素袜。”“明珰素袜”借指美人。曹植《洛神赋》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句。这里“明珰素袜”所代的美人，联系“采香径里春寒”句，似指吴宫西子，而联系“那回归去”，又似指小红。还可能是远隔千里，年初与自己依依惜别的合肥情侣。其妙正在于怀古与思念之情合一，又不说明，反令人神远。末三句即以“如今安在”四字提唱，“唯有阑干，伴人一霎”一叹作答，指出千古兴衰、今昔哀乐，犹如一梦，由怀想跌到眼前，收束有力。而伤怀幽怨，余味不尽。
从小序看，这一夜同游共四人，且相呼步行于垂虹桥，观看星斗渔火，而词中却绝少征实描写。惟致力刻画在这吴压青山、暮愁渐满的太湖之上、垂虹亭畔飘然不群，放歌抒怀的词人自我形象，颇有遗世独立之感。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游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之手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宕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愁，都融入“渔唱”之中，将沉挚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上片忆旧。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回想往昔在午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忆”字开篇，直接了当把往事展开来。“午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午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午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 “杏花”则点明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奇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下片感怀。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作者在政和三年（1113年）做官后，曾遭谪贬；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昔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恶梦的感触。这两句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激剧变化的情况。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
接着写道：“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闲登”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这雨后新晴的月色。这句点题，写明作此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新晴”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忆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生的感慨都托之于渔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它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
第一句中“万丈洪泉落”，万丈有多高，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诗人要表达的正是心中那种不可确凿道出的对匡庐飞瀑雄奇险壮之气势的深深折服与崇爱之情。水自地下往上涌出曰之为泉，诗人以泉喻瀑，言飞瀑如洪泉而落，仿佛是将泉跟倒置了过来，任其泉水喷涌而下、源源不绝，所述情状极为形象，令人啧啧生叹。“迢迢半紫氛”一句状写的则是伴随着瀑布飞落而升腾起的缥缈水气。李白七绝《望庐山瀑布水》开篇就说高峭挺拔的香炉峰在旭日红光的映照下紫气蒸腾，烟雾缭绕，如同幻境一般，张九龄所言的“紫氛”大抵就是这种“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神奇气象。迢迢，写雾霭之高；半，写紫雾似将色瀑截断。高高漂浮的水雾尚且只在瀑布半腰，那么洪泉万丈的源头，自然是深隐于一派迷蒙与虚无之中了。
“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第二联着重于展现瀑布飞泻云天的动感之美。庐山峰青峦秀，嘉木成阴，喷雪鸣雷般的银瀑从几重云外奔流而下，激荡着嶙峋的山岩，穿越过层叠的古木，义无反顾地坠入深密的涧谷，这壮景所带来的强烈视觉震撼富有艺术感染力，大自然那磅礴潇洒的超凡手笔令人钦佩。庐山有景如此，无怪乎自古就赢得”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盛誉了。
第三联意在描绘飞瀑在阳光照耀下呈现来的奇幻风采，“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转写瀑布的色彩和声响。瀑布本如素练，但在晴日阳光的照射下，却幻化出虹霓般七彩缤纷的颜色，绚丽瑰奇；天清气朗之时，本无风雨，但万丈洪泉直泻而下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却使人有急风骤雨杂沓的听觉感受。诗人绘声绘色，以自己独到的感受营造出那亦真亦幻、瑰丽迷人的美妙画面。在湖口远望庐山瀑布，是否真能听到它所发出的巨大声响，并不重要，关键是诗人从万丈洪泉直泻而下的气势中，仿佛听到了风狂雨骤般的杂沓声响。句末的“闻”字与上句的“似”字对举互文，本身就包含了“似闻”的意蕴。这是一种似真似幻的听觉感受，其传神处正在亦真亦幻之间。若认定“闻”字是几十里外清晰听到瀑布的巨响，反而拘泥而失语妙。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最后一联以山水总括之笔收束全篇。诗人喜爱庐山之毓秀钟灵，故以“灵山”称谓之。“空水”一句由南朝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一诗化用而来。谢诗云：”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意指空气和水色都清澄新鲜，诗人此处易“澄鲜”一词为“氤氲”，重在凸显庐山水瀑雾气缭绕、与晴空漫成一片的融融气象。“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经·系辞》），庐山水正是乾坤交合而孕育出来的人间胜境。
总起来看，诗中所写瀑布水，来自高远，穿过阻碍，摆脱迷雾，得到光照，更闻其声，积天地化成之功，不愧为秀中之杰。形象的比喻诗人遭遇和情怀，所以他在摄取瀑布水什么景象，采用什么手法，选择什么语言，表现什么特点，实则都依照自己的遭遇和情怀来取舍的。这也是此诗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的主要原因。既然瀑布景象就是诗人自我化身，则比喻与被比者一体，其比兴寄托也就易于不露斧凿痕迹。
相对于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水》而言，张九龄的这首五律有着四十字的篇幅，其铺展才思的空间更大。诗人善于运用繁笔，其言瀑布之雄险，以巍峨“灵山”为背景。先直抒“万丈”“迢迢”之豪叹，后辅以“杂树”“重云”为衬托；其言瀑布之绚丽，先描绘“洪泉”“紫氛”的真实所见，后生发出“虹霓”隐隐约约的奇妙幻觉；不仅如此，诗人还以“天清风雨闻”壮其声威，以”空水共氤氲”显其浑然。浓墨重彩而又繁简得当，毫不繁冗，正是诗人技法娴熟的体现。
作为一首山水诗，这首诗的艺术是独特而成功的。这首诗表面上只是在描写、赞美瀑布景象，有一种欣赏风景、吟咏山水的名士气度。但其中蕴激情，怀壮志，显出诗人胸襟开阔，风度豪放，豪情满怀，其艺术效果是奇妙有味的。“诗言志”，山水即人，这首山水诗是一个成功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