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稽山”即指越州之会稽山，大禹治水时会诸侯及计议于此，初名“会计山”，后称“会稽山”、“稽山”，它由许多山峰相连组成，长达百里。“嵯峨”指山峰参差巍峨之势。首句是说，郁郁葱葱、云雾缭绕、群峰连绵的会稽山是多么壮丽呵!这真是写山景的绝妙佳句。接着是“镜水无风也自波”，这句表面上看不像是在写越州之镜湖，因为镜湖平如镜，怎能够自动涌现出波澜呢？而实际上唐代的镜湖有上百个小湖组成，浙江潮水和山洪的冲击造成了各湖的落差，所以无风时湖上也有水流现象，造成“自波”。其实这是贺老在写湖景的奇美！写镜湖的动态及家乡的景色！
第三句“莫言春度芳菲尽”，是说不要以为春天的芳香已经过去，炎热的夏天来临了。而夏天依然有比春天更好的景色呢!因此引出了“别有中流采芰荷”的一景。“芰”是四条角的菱，任安贫《武陵记》注云，四角菱曰芰，两角的曰菱。它有大小不同的青红色二种，红色的芰通常比青色的要大，出壳后食之，味特鲜美。它生长于湖河之中，吴越人特爱种植。夏天，乡人们用专用的菱桶采摘，晚上全家围坐一桌食之。
“荷”是一种水生植物，荷花中生莲子，故称“莲荷”。莲子可食用，又能治病，所以采莲的人很多。镜湖中大片的荷叶、荷花及采莲的姑娘，形成了一道人与自然美交融相映的风景线，这在北方的长安城里是看不到的。贺知章年青时经常看到的这一景，五十年后在越州镜湖又看到了。旧景新发，于是写了《采莲曲》。
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这首诗描绘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离别情景。它没有特殊的背景，却充满了深深的依恋和牵挂。它适合于大多数离别场合，因此被纳入乐府，成为了广为流传、久唱不衰的歌曲。
诗人抓住了送别时刻的一瞬间，使其成为了永恒。朋友即将远行，将前往边疆绝域的满地黄沙。此时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能将依依惜别之情、所有的关怀与祝福融进一杯离别之酒中。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两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诗人对将要前往荒凉之地的友人元二的深深依恋和牵挂。诗的前两句描绘了春天的景象，却暗示了离别的悲伤。其中，“柳”和“留”谐音，是离别的象征，“轻尘”“客舍”也都暗示了旅行的目的，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后两句点明了主题是以酒饯别，诗人借分手时的劝酒，表达对友人深厚的情意。友人此行要去的安西，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境，同时代的王之涣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形容，何况安西更在玉门之外，其荒凉遥远可想而知。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似乎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三四两句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不免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自己的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只属于行者。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
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
第一段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象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推许成了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笔。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常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镳”、“嘉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
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象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象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最后，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常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昧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