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
这首诗写友人归隐，看似语句平淡无奇，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然不尽的意味。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饮：这里是使动用法，“使......饮”的意思。一、二句是说，请你下马来喝一杯酒，敢问朋友你要去何方？第一句叙事，五个字就叙写出骑马并辔送了友人一段路程，然后才下马设酒，饯别友人。下马之地也就是饯饮之地，大概在进入终南山的山口。第二句设问，问友人到哪里去，由此引出下面的答话，过渡到写归隐。这一质朴无华的问话，表露了作者对友人的关切、爱护的深情厚意。送别者的感情一开始就渗透在字里行间。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三、四句是说，你说因为生活不得意，回乡隐居在终南山旁。“不得意”三字，显然是有深意的。指出了友人归隐的原因，道出了友人心中郁积不平。至于友人不得意的内容，当然主要是指政治上、功业上的怀才不遇，诗人没有明确写出，也不必写出，留以想象空间。这三个字是理解这首诗题旨的一把钥匙。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结尾两句是说，只管去吧我何须再问，看那白云正无边飘荡。诗人在得知友人“不得意”的心情后，劝慰道：“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你只管去吧，我不再苦苦寻问了，其实你何必以失意为念呢？那尘世的功名利禄总是有尽头的，只有山中的白云才没有穷尽之时，足以供你娱乐排遣了。这两句表现了作者很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友人的安慰，又有自己对隐居的欣羡；既有自己对人世荣华富贵的否定，又似乎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联系前面“不得意”三个字看来，在这两句诗中，更主要的是对朋友的同情之心，并蕴含着自己对现实的愤激之情，这正是此诗的着意之处和题旨所在。
王维这首《送别》用了禅法入诗，富于禅家的机锋。禅宗师弟子问斗机锋，常常不说话，而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以求“心心相印”。即使要传达禅意，也往往是妙喻取譬，将深邃意蕴藏在自然物象之中，让弟子自己去参悟。王维在这首诗歌创作中吸取了这种通过直觉、暗示、比喻、象征来寄寓深层意蕴的方法。他在这首诗中，就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感受凝缩在“白云无尽时”这一幅自然画面之中，从而达到“拈花一笑，不言而喻”，寻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贾至的《春思二首》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五。下面是古典诗词专家陈邦炎先生对组诗第一首（“草色青青柳色黄”）的赏析。
贾至在唐肃宗朝曾因事贬为岳州司马。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认为贾至所写的一些绝句“皆谪居楚中而作”。这首诗大概也是他在贬谪期间所写。诗中表达的愁恨，看来不是一般的闲愁闲恨，而是由他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产生的流人之愁、逐客之恨。可与这首诗参证的有他的另一首《西亭春望》诗：
“李长风暖柳青青， 北雁归飞入窅冥。
岳阳楼上闻吹笛， 能使春心满洞庭。”
这里，除明写诗人身在岳州外，“柳青青”的景色与“草色青青柳色黄”既很像，而“李长风暖”的景象也近似“偏能惹恨长”的“春李”与“不为吹愁去”的“东风”。至于“满洞庭”的“春心”，与这首诗题所称的“春思”也大致同义。“春心”是因春来雁去而触发的旅情归心；“春思”是纵然在美好的春光中仍然排遣不去的、与李俱长的愁恨。
这首诗题作《春思》，诗中也句句就春立意。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诗人是以前两句反衬后两句，使所要表达的愁恨显得加倍强烈。首句“草色青青柳色黄”，已经用嫩绿、鹅黄两色把这幅春草丛生、柳丝飘拂的生机盎然的画面点染得十分明媚；次句“桃花历乱李花香”，更用暗笔为这幅画添上嫣红、洁白两色，并以写气图貌之笔传出了花枝披离、花气氤氲的浓春景象，使画面上的春光更加艳冶，春意更加喧闹。诗人在这两句里写足了春景，其目的在从反面衬托出与这良辰美景形成强烈对照的无法消除的深愁苦恨。
后两句诗就转而写诗人的愁恨。这种愁恨深深植根于内心之中，是不可能因外界春光的美好而消除的。南唐冯延已《鹊踏枝》词中“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两句，就是直接写出了这一事实。而贾至不这样直写，却别出奇思，以出人意表的构思，使诗意的表现更有深度，更为曲折。
诗的第三句“东风不为吹愁去”，不说自己愁重难遣，而怨东风冷漠无情，不为遣愁。这在诗思上深一层、曲一层，使诗句有避平见奇之妙。第四句“春李偏能惹恨长”，不说因愁闷而百无聊奈，产生度李如年之感，却反过来说成是春李惹恨，把恨引长，其立意就更新奇，遣词就更有深意。
人们在心烦意乱、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迁怒他人或迁怒于物。可是，诗人把愁恨责怪到与其毫不相干的东风、春李头上，既怪东风不解把愁吹去，又怪春李反而把恨引长，这似乎太没有道理了。但从诗歌是抒情而不是说理的语言来看，从诗人独特的感受和丰富的联想来说，又自有其理在。因为：诗人的愁，固然无形无迹，不是东风所能吹去，但东风之来，既能驱去严寒，使草木复苏，诗人就也希望它能把他心中的愁吹去，因未能吹去而失望、而抱怨，这又是合乎人情，可以理解的。诗人的恨，固然不是春李所能延长或缩短，但春季来临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在诗人的感觉上，会感到李子更难打发。张华《情诗》“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诗“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李即知长”，所写的都是同一心理状态，表达了诗人主观上的时间感。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诗人抱怨春李把恨引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诗的语言有时不妨突破常理，但又必须可以为读者所理解。也就是说，一首诗可以容纳联想、奇想、幻想、痴想，却不是荒诞不经的胡思乱想；诗人可以自由地飞翔他的想象之翼，却在感情的表达上要有可以引起读者共感之处。这首《春思》诗，正是如此。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 一句话，“收拾前文， 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 着重说明了做将相， 得富贵， 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 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 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 只有恩及百姓， 功在国家， 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 才是他的志向。然后， 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 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 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 魏国公的丰功伟绩， 被刻于钟鼎， 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 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 反映他高远的抱负， 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