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共同主题是赞美从弟李之遥，而讽刺势利小人，从而反映出世道交恶，贤者被弃，佞臣得势，道德友情沦丧，一切均以势利为轴心和转移。李白身受其害，故借赠诗抒感概。第一首诗写完之后，犹未尽意，故又以第二首补足之。两首诗呈现出不同的描写重点，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完整艺术整体。

　　第一首基本是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全诗三十二句，可分三个大段落。

　　第一段共八句，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开端的五言四句为第一个层次，直叙少年不得意，潦倒而无安居生活之业。愿意追随古代任公子之后，投钓东海，钓得能吞进舟船的巨鱼，以饱天下之人，而不作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任公子是《芪子》一书中所引用的寓言人物：任公子作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蹉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饱）若鱼者。这四句五字句，一气贯下，借用郦生与任公子的两个典，说明自己志在济世任侠，然而却失意落魄。因而欲步任公子后尘，鄙弃名利，听任自然，相信自己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创主唐代的任氏之风俗。这就使李白少年时的形象与精神，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暗含着理想与志向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坚持理想志向，而绝不作势利小人，保持淳美的人性本色。体现着世不容己，己也弃世。他在《古风》（其十三）诗中也表现了与此相似思想：“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暗示出失意落魄的主客观的原因，矛盾的双向性。接着诗人运用七言四句，由前面五言句式的音节短促与凝重，而转为音节舒缓与和平，抒写失意后的生活和行为。经常是饮酒抒忧，追逐徜徉，名山胜水，追求天真的人性美。从此逐渐使壮心与功名相分疏。这正像美好的兰花生在山谷中而不会遭人锄掉一样，保持着它的自然美；又正如围绕高山上端的白云，自由地翻卷与铺张。这四句是写入长安前的生活，暗示出以隐求仕，而不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人性自由、适意生活的清真美，从名胜山水风景中吸取美的力量。兰生谷底是反用《三国志·蜀志·周群传》中“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典故，暗示出在朝廷，权贵是容不得贤人君子的。兰花是比况贤人君子的。例如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描写，比托贤人君子。贤人君子只有在山乡水国才有自己生存的天地，自由的王国。总之这八句诗是李白的自画像，自抒心志，真率自然，发自肺腑。为少年以后与入长安之前的李白作了评介，形神欲出。

　　全诗的第二段是从“汉家天子驰驷马”至“象床绮席黄金盘”，共十二句，每六句分为一小节，又为一层意思。这段诗的前六句是写李白被征召入京与谒见唐玄宗的隆重盛况。汉家天子是代指唐家天子唐玄宗，派御用的高车四马，像当年汉武帝迎接从蜀地来的司马相如一样，迎接李白。李白进入九重宫门，于金殿上拜谒当今圣君皇帝。皇帝龙颜笑逐颜开，天下人就像沐浴春风一样，受到皇恩的抚育。金殿里左右站班的大臣都高呼万岁，叩拜皇帝、祝贺皇帝征召了一位隐逸失意的贤材。这六句诗是铺陈叙述，但又重点突出，突出皇帝的重视。以赤车驷马相迎，龙颜高兴，群臣高呼万岁等细节，渲染气氛，烘托自己的形象的高贵，超卓拔群，荣耀至极。然而这仅是谒见初的情景。接着诗人又用六句，描绘自己供奉翰林的情景，皇帝垂青，自己大展英才。自己供奉宫内翰林院，执笔草拟皇帝的诏书，受到皇帝的不时注目，焕发出赏识的眼光。宫内藏书的麒麟秘阁威严高峻，自己在这皇帝秘阁中读书，接受皇帝询问，没有谁可以得到这种荣誉，恐怕连看到这高峻的麒麟阁都难。回忆当初承受皇帝恩惠时，进入了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供奉，又独自在金銮殿上草拟皇帝文件。出宫门随侍皇帝，乘有雕饰精美的马蹬与镶白玉的马鞍的御马，在宫中坐的是皇家椅子，用的是皇家御用黄金盘。这六句诗是说明自己志大才高，得到皇帝的信任，满面春风。荣极一时，盛极一时，享受到人臣的极誉。这六句诗采用间接描写，从皇帝眼睛垂顾到环境的烘托，传神地状出自己内心活动和心境昂奋。这与第一段落魄失意的心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又是不慕名利，以高尚节行与大智大才，自然得到的荣誉。这无疑地是诗意发展、诗情的延伸。

　　全诗第三段是从“当时笑我微贱者”至“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是十二句，每六句为一小节，为一层意思。前六句是写被逐出长安，饱尝世态炎凉冷暖之苦。诗人说：回想我在朝廷时，原来笑话我出身卑贱而白眼看我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请求我接见，与我交朋友，欢聚在一起。可是当一个早晨我上表章，托病请求还山时，旧日与我交欢相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人了。门前送我以礼，随后即关紧门。这些人就是有势就交，无势就改，反复无常。这六句表面上是写自己失势前后的人情关系的变化，透视出势利小人的丑态与趋炎附势的卑鄙灵魂。反映出民族的传统淳朴美德，正被势利小人所践踏，世风浇薄，孕育着社会危机。鄙视、悲愤，感叹之情与探求人生的传统美德等交识在一起，很能感发人意。“当时”，“畴昔”，“今日”相钩连、六句诗意脉一贯，曲折相续，对比鲜明，个性突出。后六句扣题，赞美从弟李之遥始终如一的交情。诗人对他说：对比之下，你的友情如山岳一样始终如一而心不改变，如云雾随着高山一样迷失掉它的所作所为，你不为邪恶云雾所动。云雾是象征着社会炎凉世态，邪恶势力。你与我之间情谊，如当年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间关系，才情相用。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梦得‘池塘生春草’”这首诗的价值。随着社会阅历之深，而不断地增长它的价值。别后，希望你看到这从遥远地传递去的我的诗篇，也能像谢灵运登临海峤赋诗寄给他的族弟谢惠连一样，和像羊璿之，何长瑜一样的诗友相互唱和。前两句用比喻象征，描绘友情淳真。后四句用典故，谢灵运赏识他从弟惠连之才，相互切磋切琢。当他写《登池上楼》诗时，于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忽然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羊璿之、何长瑜是谢灵运的诗友，谢灵运又作《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李白用典比况自己与李之遥兄弟情谊，知音友情。预想李之遥接到此诗，诗友共唱和，又颇感欣慰。第二段所引爆出的悲叹之情迅速转化为平和愉悦，为世上有知音的兄弟而自豪!于此结束全篇，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全诗看似平常，无动人的描写，又乏雕饰词句。章法自然，以情运思，构成了失意——得意——失意——自慰的意脉，于平易中数见曲折，自然天成。

　　全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看似竹筒倒豆，事无巨细，倾泄而出；实则匠心独运，以客观环境与人物描写，兼巧用典故，从今昔对比中，以刻画自己的心象，从两种对立的人格中，歌颂淳朴清真的人格美，以自己与从弟之遥当之。反衬与贬抑势利小人的丑恶人格及其卑鄙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世风浇薄，贤者被弃的社会悲剧，表现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这种平易自然，亲切感人，于不见技法中，悟出社会人生的道理，非常深刻。

　　其二诗则转笔重点写李之遥。宋本《李太白文集》在此诗题自注：“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全诗由此生发，刻画李之遥的性格与形象，及其被贬的原因和诗人评价。在组诗结构上是对前诗作重要的补叙，使李之遥形象光彩照人，与李白正好如一对玉人，相映相衬，天真淳美，然而却都不容于世。

　　全诗八句，前四句为一个层次，后四句又为一个层次，意脉绵密，严整无痕。

　　前四句写李之遥思想与性格，作者并不直接述出，而是采用以古托今的笔法，在古今人相映衬中，托出南平太守李之遥如魏晋初的大诗人阮籍，不满意朝臣的倾轧与司马氏诛杀异己，而以酒浇愁，冷眼注视现实，佯狂处世。淳美人性，托之于美酒，而无意于功名利禄，不以专城的郡守职务为重。这与魏晋时的阮籍是十分相似的，故诗人说今古两步兵。阮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这四句以古今对比手法，既刻画李之遥的形象与性格，也暗喻伤酒而被贬。伤酒又如阮籍不满意现实，而又无力挽狂澜，以酒消忧。开端两句平平叙出，但却拓展时空，今古相接，比之单写李之遥却有较丰富的意蕴，赞美之情是今亦是古，今古相重，凝重浓厚。

　　后四句一转，写李之遥因不顾专城，只爱酒，而被贬武陵。使诗人联想陶潜所写的《桃花记源并诗》，于是就化用这一典故，铸成后四句的美好诗意。诗人说：你去的武陵，就是晋大诗人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不知你今后要到这里多少地方寻找桃花源世界。那里的避世乱的秦人，像故旧的相识，出门笑脸相迎你。这四句诗再用陶潜理想与人格托喻李之遥，再次渲染他的人格美，追求理想社会境界。这一用典使李之遥形象增加了光辉。更可贵的是使典故内容与诗意融合无间，塑造一个优美的社会环境。自然美、人情美异于冷峻的现实。注入了诗人的浪漫理想，然而它又植根于现实，并非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即。

　　这首诗热情洋溢，气贯全诗，逐层蓄积，赞美，回护，预测，构成感情的流程，心潮逐浪高。古今未来时空相续，关心体贴挚爱之情，无以附加。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不深思就体味不到这种深邃的情思。

　　这两首诗一长一短，看似不相称，实则各自得体，各尽所职，言近旨远，相得益彰，俱为精品。可参读《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以对此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此词的调名即是题目，写的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江城的风物。从既是郡城，又曾有越国宫殿等情况来看，自然写的是古会稽。前三句“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写的是江城的外景：一江碧水从城东流过，江面空阔，沙滩阵阵风起，好一派秀美、旷远的江郊景色。“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是对此城历史的回顾与沉思。越王勾践是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霸主之一，他就曾在这里建都，可如今已不见痕迹，往日的宫殿一直上已是一片片红藕翠蘋了，这就点明了此城的显赫历史，增加了一个描写层次，无异于在它的背景上涂了一层古老苍凉的底色，丰富了江城的形象。当然作者的怀古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说任何雄图霸业、奕奕生光，都经不起时间的销蚀而云飞烟灭。尾三句“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濛濛”，集中描写最富江城特色的景观：登上临江的水楼，卷起帏帘，凭窗一望时，只见鱼跃浪翻，激起千片飞雪，一江雨雾，迷迷蒙蒙，蔚为壮观。尤其是此番景色是透过水；楼窗口而摄入眼帘的，更如一幅逼真的画卷，美不胜收。

　　此词仅三十五字，却把一个江城的风物描写得如此形神兼备，笔力实在不凡。究其奥妙，大约有三端：一是注意多侧面、多角度的描写。它先从远观角度写江郊景色，次一历史眼光看湖塘风光，再用特写镜头写水楼观涛。如此不仅层次清晰，而且颇富立体感。二是注意色彩的调配和多样。斑斓的鵁鶄、碧绿的江水与白色的沙滩构成一种清新淡远的色调；翠绿的蘋叶与鲜红的荷花相配，又以秾丽的色泽耀人眼目；浪花之如雪和水雨之蒙蒙又构成一种朦胧混茫的气象。三是注意景物的动态描写，如鵁鶄的起飞，碧水的东流，半滩风吹，浪花飞舞等等，这种动态景象，无疑赋予江城以勃勃的生机和飞动的气韵。在秾艳的牛峤词中，此词可谓独具一格。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杜甫写给其好友元逸人（元丹丘，隐道士）的诗，前几句用典终南山东蒙峰和《抱朴子》、《神仙传》、《述异记》等典籍中的意象，描述玄都坛的景色，赞扬元逸人的修行；末四句称其道行之高，超尘脱俗，服芝草琅玕等仙家之食，居在高垂铁锁的仙人之居，处于福地逍遥自得。

　　全诗自始至终围绕隐士元逸人居处着笔，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独在阴精结茅屋”。巍巍的秦岭子午谷精上，孤零零地立着一间用茅草结成的小屋。这就是诗主人翁、隐士元逸人的住房。其特点是“孤”与“陋”。离群索居，一茅屋，一箪食，一瓢饮，隐士生活之情态毕露。

　　第二部分：玄都坛景。青石松风寒，子规夜啼欲裂竹，王母画下云旗翻。这里离人寰远了，尽管“青石漠漠常风寒" ，但离仙境近了；还有彻夜子规啼，感动得山竹都裂了，白昼更有一种叫作王母使者的神鸟从云间翻飞而下，通仙界报消息。相传蜀帝杜宇禅位隐入西山后，他的灵魂化成杜鹃（子规），而王母更是道徒们崇信的神仙。这是最精彩的镜头，有声有色，动静结合，景中寓情，恰到好处地折射出隐士凄清的心境和高蹈遁世的怀抱。

　　第三部分：芝草琅玕日长，精边铁锁高垂。子午谷凄清的境遇，并不改元逸人隐遁的矢志。他抱道高栖，超然物外。日种芝草琅玕，以为仙家之食；铁锁百丈，凡人终不敢高攀。置身福地，何等萧爽，何等自得！隐之旨趣昭然。

　　全诗三个镜头浑然一体，格调凄清、沉郁，仍不失诗人的艺术风格。有人说这首诗“寄托了诗人的追慕”，笔者以为，根据全诗及最后四句“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的诗意，诗人对元逸人的信道求仙行为表面上看是歌颂，实质是表示怀疑。高危、清寒、凄孤是实，山竹裂、王母鸟传递仙音是假，芝草琅玕也是虚无之事；高不可攀是真，“福地" 、“萧爽”也是假。所以有美中带刺的意味，劝他不如早点回来。

　　上片写初秋的黄昏，苏轼在碧纱帐里一觉醒来，枕边微凉的秋风也吹不尽浓浓的睡意，于是继续躺在凉席之上，听外面公堂一片寂静，他知道这意味着今晚不用上堂处理公事了。这是一个清闲的黄昏。“一枕清风”是苏轼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词组和意象，诗里多次用到。它把晚风吹拂下那种清爽而又舒畅的困意表达得淋漓尽致。“睡听”二字表现出苏轼起床的慵懒和悠闲，也说明他早就料到今天“无一事”的状况了。这里实是反用古人之意，古人常用“晚衙”来叹息公务繁忙，而苏轼却道“睡听”“无一事”，一种超脱的感觉就上来了，于是他徐徐起身，半躺半靠着看起了床头的书卷。这里一个“尽”字，再次把这种悠闲无止境放大，拉长。

　　下片开始议论，“归欤”二字直接点明了议论的主题，也就是他心中追求功名与早日归隐二者之间的矛盾。“自觉”句表面上是一种自嘲，说自己对功名日渐疏懒，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窃喜，窃喜自己终于能够看破功名，心无挂碍了。正是由于这种无挂碍的心态，当别人问及“使君”的才学时，苏轼才能通达、释然而略带自嘲地说自己是“占得人间一味愚”。言外之意，在他看来，是否有才学并不重要，但自己到现在才看破功名，这才是真的“一味愚”。整个下片议论，表面上看都是自嘲，在贬低自己，实际却是在表达一种摆脱尘世功名束缚的愿望，同时也是在庆幸自己已经慢慢摆脱了这些束缚。

　　《金铜官人辞汉歌》诗中的金铜官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所抒发的是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官，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像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无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四句是第一个层次，借金铜官人的“观感”慨叹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世事无常。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为“客”，表现了李贺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精神。

　　中四句为第二个层次，用拟人化手法写金铜官人初离汉宫的酸苦惨凄情态，亡国之痛和移徙之悲跃然纸上。特别是“酸”、“射”两字，把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完全揉和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末四句为第三个层次，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因愁苦而“衰”）；“天若”一语，设想奇伟，意境辽远，感情深沉，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双”;末联进一步描述了金铜官人恨别伤离，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的情怀，感人至深。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茂陵：长安附近汉武帝刘彻的陵墓。秋风客：汉武帝曾作《秋风辞》，以此称他。开头两句是说，有人夜间听见茂陵中刘郎的魂魄巡游汉宫，仗马嘶鸣；可是天亮时这一切都消失了，什么迹象也见不到。

　　首二句想象汉武帝的阴魂预知铜官人将被搬走，头天晚上显示灵异的情形。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三十六宫：汉代长安有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土花：指青苔。这两句写汉代遗宫的荒芜。是说，宫廷画栏前的桂树空飘着秋香，苑中青苔满地，人迹稀少。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东关：长安东门，这里指明所去的方向。酸风：悲风。眸子：眼中瞳人。这两句说，魏国的宫官把金铜官人装车送往遥远的魏都洛阳，出长安东门时，悲风迎面扑来，刺着金铜官人的双眼。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君：指汉主。这两句是说，金铜官人离开汉宫时，只有天上的明月陪伴着它；因怀念武帝，泪如铅水洒落。

　　“清泪如铅水”照应上文“酸风射眸子”，把金铜官人拟人化，想象它因为离情而落泪，同时增添了铜人落泪传说的戏剧色彩。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客：指铜人。咸阳：离长安不远。它附近有渭水，汉代改称渭城。这两句说，金铜官人从长安东去，唯有道旁枯败的兰草为它送行；天公如有感情，也将因这兴亡盛衰的变化而伤感衰老。

　　这两句和末两句，是记写从长安至洛阳途中的情形，情景凄凉。“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的名句，妙在反衬，以无情的天公也会伤情变老，反衬出有情的人心中将会泛起多大的波澜。这是作者对兴亡变化的感叹，也反映出它离京去国时的悲愤。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是说金铜官人带着铜盘，独自离开汉宫后，在月下荒凉之地行进；过了咸阳，越走越远，渭水的波声也逐渐听不到了。

　　这都是诗人的想象之词。一个“独”字，照应了上文的“画栏桂树”、“三十六宫”以及“汉月”、“宫门”，点出金铜官人不忍离别又只得离别汉宫的情状，也见出诗人辞官离开长安时的孤寂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