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为典型的“香奁体”词,为最早的《浣溪沙》,题材为“艳情”题材,抒情风格细腻深曲,文辞丽美。
上片主要描写宿醉初醒女子面部神态、发髻、衣服、面容等内容。“愁”字写出女子的情绪,“慢”写出了女子的动作,“寒”烘托了环境冷暖,“红”和“翠”也出了颜色。
下片主要描写女子体态、身姿、腰身、肌肤、和腿部。“罗袜”、“雪肌”、“玉琅玕”突出了女子体态、肌肤的质感,“骨香”和“沈檀”突出了嗅觉感受。
全词共六句,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全方位描写了女性,以雕琢的文辞表现了女子的形态美和装饰美,但更重的是她的“离愁”,因离愁而醉酒、慵懒,失了生活的趣味却又止不住“更沉檀”即重涂脂粉,看似享受却掩饰着内心的苦涩。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晚唐女子宿醉初醒带着离别的愁绪慢慢整理环形发髻,轻如蝉翼的衣服让身子有一点点寒冷,慵懒地照着镜子涂口红穿翠衣。
装着蚕丝袜和装饰金莲花头饰,如雪肌肤在薄薄的纱衣下仿佛是玉石般润泽,在沉香与檀香的氛围下露出杨柳小纤腰婀娜的身姿。
注释
宿醉:隔夜犹存的余醉。
慢:胡乱,随便。
髻鬟:环形发髻。古代中国妇女发式。
六铢衣:中国古代计量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六铢极言其轻。也指仙人之衣。
青鸾:青鸟。古代创说中能帮人传递信息的仙鸟。这里指青铜鸾镜。
菡萏:指莲花。
玉琅玕:玉石。
沈檀:沉香与檀香。“沈”通“沉”。
该词为典型的“香奁体”词,为最早的《细溪沙》,题材为“艳情”题材,抒情风格细腻深曲,文辞丽美。
上片主要描写宿醉初醒女子面部神态、发髻、衣服、面容等内容。“愁”字写出女子的情绪,“慢”写出了女子的六作,“寒”烘托了环境冷暖,“红”和“翠”也出了颜色。
下片主要描写女子体态、身姿、腰身、肌肤、和腿部。“罗袜”、“雪肌”、“玉琅玕”突出了女子体态、肌肤的质感,“骨香”和“沈檀”突出了嗅觉感受。
全词共六句,从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全方位描写了女性,以雕琢的文辞表现了女子的形态美和装饰美,但更重的是她的“离愁”,因离愁而醉酒、慵懒,失了生活的趣味却又止不住“更沉檀”即重涂脂粉,看似享受却掩饰着内心的苦涩。
该词创作时间约为860-880年之间,词人韩偓在南唐皇帝唐昭宗下任兵部侍郎等职,专写女子裙裾脂粉之词供皇帝娱乐,该词收录于《尊前集》。
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诗是志的凝结,只有身处无可奈何之境,怀有万不得已之情,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才能写出好诗。徐灿身遭国变,家事复有难言之隐,而己身又在病中,以其善感之心,如何能堪!因而写下这首优秀的《永遇乐》。
清晨,小雨未停,气温变冷,帐中的主人公抱着衰病之身,更加感受到节候的无常。她是一夜未睡,还是临明惊醒,词中并未明说,只用“病怀如许”一句轻轻带过,随即详为叙写其情。主人公整整一天都感觉到愁病之深,直到黄昏,未得纾解,那华美的博山炉,香气袅袅,也只是徒增愁怀而已。恹恹,欧阳修《定风波》有“年年三月病恹恹”语;悄悄,则出自《诗·庸风·柏舟》:“忧心悄悄。”但是,令词人忧心的是什么呢?又打断不说,转为写景。杨花轻浮无根,所以为薄幸;燕子不忘旧巢,所以为多情。二者本非同类,不仅自然属性不同,人类所赋予它们的品质也不同,但现在却一齐来到了词人的窗前,细语低诉。看似矛盾,联系作者的身世,正见出其万感横集,五中无主的状态,确是“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仍集中笔力写伤春。红雨,喻落花。刘禹锡《百舌吟》:“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但“几番”二字,却具见词人观察之细,感怀之深。一夜风雨,摧折花落,原在意想中,不过,词人却在一样狼藉的落花中,发现凋零的时间还有长短的不同,因而更加感到夜间风雨之威,不管枝头花朵多么具有生命力,仍然是不堪摧残。所以有“无端”之感,所以要“怨”.
过片由景到情,抒发主人公心中的感受。起首三句,刻画了深闺中盼归的女子形象。“嫩草”句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招隐之说,向有二解。或曰招致山谷潜伏之士,或曰含有离开朝廷,避祸远引之意。今取后者。徐灿的丈夫陈之遴原为明朝显宦,人清再仕,有亏品节。徐灿虽然心中不满,格于身份,无以表之,所以在用典时,赋予微言大义。可是,夜长梦短,连梦中都无法充分表达此中幽情,只有像屈原一样,“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也就是“冷香浸佩”的意思。在这样的感情形态中,自然逗出“别有伤心处”一句。接下来三句,有两层意思。天气阴晴寒暖不定,就病中的主人公来说,当然是难以将息;但反清复明之大业渺茫难知,努力总是伴随着失望,不也使人感到愁之无极吗?于是末三句就专门写愁。渊源所自,见于赵德庄《鹊桥仙》“春愁元自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以及辛弃疾《祝映台近·晚春》“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但翻进一层,又有发展。赵、辛仅说到春天带来春愁,因而希望春归之时,再把原样的愁带走。徐灿却认为,愁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到来,也随着春天的发展而增长。它增长到这种程度,甚至连春天也不肯放走,意即主人公的心里将永远为春天而感伤,永远有排遣不尽的春愁。这一写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翻出了新意。
读徐灿此词,难免让我们想起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确,徐词化用李词之处甚多。如“怨东风”数句,出自李《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永昼恹恹”数句,出自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半暖微寒”数句,出自李《声声慢》:“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词中的叠字,也和李清照的《声声慢》颇有渊源。宋代以后的女词人,在创作时,心目中往往有李清照在,这首词也可以提供一个例证。但徐灿和李清照虽然时代和身世有相同之处,但徐由于丈夫的仕清,显然有更多的难言之隐。像“嫩草王孙归路”这样的感受,李清照的词中就不曾出现过。因此,这两位不同时代的杰出女词人在对各自生活的感情体味上,仍然有不少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不独艺术上各出机杼而已。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这首词流露的感情来说,应该是作者重回故地,在离开时突然看映过去自己与情人分别时的津口亭馆,所激起的对情人的深切的思念之情。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起句很是突兀。“上马人扶残醉”隐括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诗:“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晓风即晨风。从“残醉”和“晓风”两句可以看出词人通宵饮酒,直到天亮。柳永有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晓风尤能吹去醉意。周词中词人不仅不知道谁人扶上马,而且吹不醒,可映词人醉酒的浓度和深度,不可破除。作者由酒醉不醒写起,却掩盖了酒醉的起因,这是词人写词的顿挫处,也为后面感情的抒发埋下了伏笔。
“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映津亭。”这里要注意“乍”字,一个字透出很多惊讶来。猛然间看映了柳荫中的渡口亭馆,它坐落在水流曲折处,绿瓦红檐,特别醒目。“乍映津亭”惊醒了词人的醉意,也唤起了词人的记忆。“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意为多年以前,曾在津亭的墙壁上题词,现在墙壁已经破败剥落,蛛丝笼罩,墨迹淡化,苔晕青青。这引起词人很大的伤感。“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来”,指不停的奔波。岁月如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题诗八首》序文:“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是说时间好像流水一样飞逝而过。“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暗用江淹《别赋》中的句子:“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以上句意为年去岁来,时间好像流水一样过去,在此地徘徊留恋,叹息声声,有满怀的愁思。这是上半阙,写思情。先写自己通宵饮酒大醉,由乍映津亭念及败壁题词,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渐渐明白醉酒之因。但是还不是很明显,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由津亭,败笔题词带过,也没有明确怀念对象。留下感情线索,在下半阙展开。
“去去倦寻路程”。“去去”在柳永的《雨霖铃》中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二者意义相同,即去了又去、走了又走,不停的奔波行役之意。“倦”字写出词人的倦怠之情。“江陵旧事,何事再问杨琼。”江陵,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此代指荆州。这句隐括了元稹《和乐天示杨琼》和白居易的《问杨琼》。这里用杨琼代指自己的情人。江陵旧事,指他们过去的情事。“何曾再问杨琼”,何曾即不曾,暗示不映情人的踪影。自己不停的奔波行役,情人不映,只留下无穷的遗恨,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情人一起回忆过去的情事了。“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旧曲,应该是词人与情人当时听到的歌曲,即是下文的“渭城曲”。凄清,悲怨。敛愁黛,因愁怨而皱起黛眉。昔日离别时,你我共听凄清的离别之曲,你听曲子时因愁怨而敛眉的样子还在眼前,但是现在我与谁共听?旧曲,是诗人徘徊所闻,也因之想起以前已情人分别时的场景。既展示现在又回忆过去,既再现了当日情人的感情,也展示了自己的苦苦相思。“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设想之辞。由自己设想对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也是运用的这种写法。尊前故人,指上一次分别是黛眉敛起的情人。关情,动情。词人由自身设想对方的感情,自有词人的一份痴情在,也可画出情人对词人的深情,心心相印。但是这不过是词人的想象罢了,现在词人孤独一人在河边徘徊,旧曲萦绕,、挥不去情人当时的样子。“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这最后一句,很是巧妙,使人分不出是今日离别还是昔日离别,水乳交融。当日离别之时,与佳人共听凄曲,不待曲终,即已泪零;今日离别,又闻旧曲,不堪其情,潸然泪下。渭城之曲,即是过去同听,又是现在独闻;泪零既是当日离别之泪,又是今日相思之泪。今昔不分,亦今亦昔,感人至深。歌声未尽先已泪零,在曾经离别之地,对一个“倦寻路程”的人来说有多少身世之感,直是催人泪下。
总之,这首词先写醉酒,然后由乍映津亭和败壁题词虚写离别,而后由思及离别而叹息徘徊,上片写及思念但是感情想对疏缓;下片写出思念对象,自己和双方的感情,以双双泪零作结,感情达到高潮。最后一句亦今亦昔,很是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