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谈“性”论“道”的文章。文中的庐山隐者,实是一位道家人物,他讲的“日”“月”“生”“死”,反复变化,就是在阐明道家(老子)的理论。道学被后人称为“性命之学”。第一段记载庐山隐者畅谈道家的性命之理的言论,通过作者的诘疑,引发对道家理论的探讨阐发;第二段写作者将这篇记文题于待月轩壁上的缘由。这篇文章目的在阐发道家的玄理,而“道”是深奥、抽象的。作者运用比喻束贯穿全文说理,扣住“性犹日也,身犹月也”的中心来论述,这就将抽象、隐晦而难懂的哲理表达得比较清楚明白了,后一部分记事简洁而生动,对话之情景如在目前。
全篇文章,主要部分是记庐山隐者的话。“性犹日也,身犹月也”是全篇议论的中心。用比喻来讲道理,是议论文常用的方法之一。它的好处,是用常见易知的事物,来比附所要讲的难于理解的道理。他说人的“性”是依附于“身”来表现的,“日”之性是依附于“月”来表现的。文章既以日、月之出入与盈阙来打比方,就先将喻体讲清楚。日出则万物皆遂,日入则万物皆废;太阳虽然有出有人,但太阳是没有变化的。月虽然有盈有阙,它只是证明日的不变,不变就是一,“性一而已”。接下去讲“身”,“身”当然是人,人有生有死,“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就好比月亮有盈有阙,循环不止。这就是“道”,也就是道家“无一有一无”的循环论。在论述了生死不息的正题之后,庐山隐者说:“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归根到底,“日”的出入,“月”的盈阙,“人”的生死,都是合于“道”的,世界没有增长,没有消耗,“性一而已”,“道”也是永恒不变的。
老子的哲学思想,说到底是客观唯心论,这些道理,在隐者的讲述里,是玄而又玄的。难怪在苏辙讲给友人时,“客漫不喻”,就是客人听的很糊涂,经反复解释,最后客人也不便再说其他了,只好“唯唯”算了。苏辙之所以给他的小轩命名为“待月轩”,正是他从道家的玄理中取来的。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此词是一首望月怀人之作,可能是与词人有着感情纠葛的歌舞女子。这个女子令词人爱慕不已。美月当空,已能勾起人无限秋思。面对中秋夜月,那怀人之情便愈发浓烈了。于是词人借月写意,传递了词人对歌舞女子的怨尤与不忍相舍的复杂感情。
词的上片就中秋月这一面来写,主要展现词人的飞扬意兴。起韵即激情喷涌,以一“快”字为催促,表达要上西楼赏月的酣畅兴致。而一“怕”字,又泄露出词人担心中秋月不够明朗的心思。在情感节奏上,此韵一扬一抑,起伏有致。接韵借用前人故事,写词人由西楼待月而请美人吹笛唤月,这就为中秋月的出场蓄足了势。三韵正面赋写中秋月的无垠光华,写得气势酣畅。在这里,词人采用了一个精彩的比喻——把月色笼罩下的世界比喻为冰壶中的世界,则月色的皎洁无垠、透明清凉之状可感。又采用了一个玉斧修月的神话,把月亮的圆美无瑕之状也形容了出来。这里的“谁做”、“最怜”二词,不仅显出了词人对此中秋月的无比赏爱之情,而且形成了相当空灵的意境。上片末韵由无边的月色回转到月亮本体,追问月宫里独处的嫦娥有没有愁恨,这也是古代赏月者在神话时代容易产生的绮情。但是通过“应华发”的自答就可以发现。词人在这里问讯娠娥的目的,并不止于发一发严格古典男子的绮情幽思,而有借之诉愁的用意。这就使上片的词情至此气脉暗转,为下文抒发别恨调好了调子。
下片开始,词人先用状写满天月色的“云液满”一句承上启下,然后展现自己在月下酣饮欢乐的情状。长袖善舞的佳人,清歌悲咽的佳人为之助兴添欢。这是最令词人愉快的场面。但是词人的心意匀不在此,词人由此中秋明月夜、由此歌舞助兴人想到的是令自己牵情的远人,于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深沉的叹息。词人叹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就像天上的明月总是圆时少、缺时多一样。这一叹息,是承接着苏轼《水调派头·明月几时有》而来,其中不能不含有苏拭词中对于“月圆人不圆”的恨意,但词人此句意思显然又有所变化,词人主要是借月亮的不得长圆,叹息人事不得圆满特别是情人之间不得遂愿长聚的遗憾。“但愿”一韵,更明显地折向题目,表明尽管词人理解人事的不如意不可改变,但还是衷心地希望能够与所爱者长相聚,就像词人希望此夜月色好景能够长久护持一样。由此“不讲理”的态度,读者可以洞见词人内心的痴情。而“人情”一句,虽像是对于人间常情的遗憾却实际上是指向词人所痴情的那个人。意谓一旦离别,别人在心里未必与自己一样珍惜护持这段感情。这样的口吻,使得词人的内心幽怨苦可触及。结韵出入意想,又化幽怨的情感为期待相逢的急切之情。词人说假如能够回到她的身边,词人会将离别时所生的幽恨,转换成劝乐的感受向她尽情诉说。在这样的结韵里,词人的入骨痴情和体贴怜爱的幽绪,被传递得婉转动人。表达词人内心隐藏着的无限痴情。真豪杰,其志过人,其情也必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