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相思和借债给别人有一定的相似点,即都是出本钱的一方,共同点都是需要对方偿还,如果不偿还则一定不断地追;如果不追到手这赔就太大了,有时是本利全无。但放债的人目的就是追求利润,追求三分利,而相思的则只要把对方追求到自己手里则万事大吉,则是高傲的胜利者,根本就不计较利钱。这就是这篇小令比喻的基础。
“相思有如少债的”这句活的关键是“少债”二字,即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谁少谁的债,谁是追债的人,这确实需要思索一下方可以理清。如果从付出的角度来看,当然相思者本人是债权主体,以下的抒情都是她的内心活动。
“每日相催逼”意谓每日都催逼对方还债,实际是每天都在催促对方表态,催促对方赶快答应自己的求爱。这句也可以理解成相思之苦日日催人逼人折磨人,令人无法躲避,这将那时时刻刻萦绕于心、无法逃避的思念之苦,极为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两句写相思者的精神状态,也极其形象生动。愁,是相思者经常担负着相思的忧愁和讨不回债务的双重忧愁,这忧愁是极其沉重而难以担负的,而且更是不能指望三分利了。因为相思本来是自发的,对方是否知道都不敢完全确定,故利钱就更不敢指望了。“常挑着一担愁”,把无形化为有形,抽象化为具体,生动地表现出相思之深重,显示出很高的想象力和语言表现能力。
最后一句点出这种债务了断的的方式就是“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要求实在是太低了,见面时才能计算本钱,人家还不还还不好说,如果偿还算是要回了本饯,利息就不计较了。曲中把相思者一往情深,不可解脱而又急切之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小曲比喻新奇,语言爽利,一如小儿女声吻口气。用韵斩钉截铁,不押而叶,不期而遇,可谓百中无一,难有其匹。至于意味,更堪细玩。全曲浅中见含蓄,俗中见机巧,这是其高明之处。
这首诗是易昌陶病逝后,诗人为悼念挚友而作,既表达了对良友早逝的悲痛心情,又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情怀。这首诗歌诗人抄录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该诗最早发表在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毛泽东早期文稿》。
该诗篇幅较长,全诗分为四层:
第一层:“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表现了无限的悲痛之情。易昌陶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同班最要好的同学,所以当听到易昌陶病死家中,毛泽东特别悲痛,并引起无限思念。
第二层,写怀念亡友,抒发浓厚的友谊。“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毛泽东感物思人,站在过去和易昌陶经常漫步的湘江边,徘徊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毛泽东在思念之中进入梦境,在公鸡高叫声中,易昌陶徐徐走来,二人高兴地握手,热泪盈眶,相对无言。“冉冉,’写出亡灵的轻飘,‘望”写出毛泽东的高兴之情。“涨”字,形象地再现了热泪盈眶的情景。
第三层:“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悼念亡友,抒发了杀敌报国之情。诗人在梦醒之后,感叹人生总有不顺利的时候,像易昌陶这样德才兼备、充满救国之志的人,命运却不佳,诗人以歌当哭,放声歌唱,倾吐难以忍受的悲痛之情。在回忆死者的同时,又对生者提出希望,要克服那种认为出身低贱的思想,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勇敢地去抵御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
第四层:“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悼念亡友,表达了战斗不息之情。这层作者以俞伯牙失去钟子期而摔琴作喻,说明自己与易昌陶是知音,以及失去知音好友无以言状的痛苦心情。紧接着,用高昂的斗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把哀思寄托在长流不断的江水之上。言外之意,就是以高昂的姿态,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战斗中,实现死者的生前愿望。
该诗悼亡与言志相交融是其思想内容的显著特征。既是悼念亡友、寄托哀思之作,也是抒壮怀、言远志之作,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显示青年毛泽东精神世界的重要文献之一。
诗一开始,即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塞上秋景图。白草黄羊,写目中所见。深秋时草已枯萎,其色近白,故云“白草”。出句以云州野外所特有的典型景物——白草中的黄羊,来表现塞上的单调、荒凉。对句则写所闻。由于吹奏者远在视野之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故云“空闻”。诗用一个“哀”字状觱篥之声,实际上是把诗人主观的感受,强加给客观的声音的结果,是诗人心声的吐露。出句与对句用一“外”字勾连,不仅具有使所见、所闻共置于一个画面之效,同时,也形象地写出了云州原野之广漠。两句诗有声有色,既有平面的秋景,又有空间的哀音,虽为景语,但亦微露故国之思,极富情韵。
“遥寻苏武庙,不上李陵台”两句,以褒苏贬李言志。苏武一向被人们视为具有爱国气节的典型。苏武与李陵,在对待国家民族的态度上截然相反,完全属于对立的两类人物,因而诗人对待两人的态度亦迥然不同。虽然李陵台近在咫尺,但诗人却“不上”,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尽管苏武庙远在他乡,但诗人却不畏路途遥远,拟“遥寻”之。这样,就把自己仰慕苏武坚贞不屈,而鄙薄李陵投降变节之心志,曲折地表现出来。屈大均写作此诗,并非是无病呻吟,为怀古而怀古,而是他在明亡之后,表示自己决不同清廷合作,矢志不渝忠于明室的心志的委婉流露,是他对叛降清廷的汉族士大夫的一种侧面的谴责。
颈联“风助群鹰击,云随万马来”,由言志又转入写景。两句诗写景极为传神。群鹰展翅搏击长空,已见奋飞碧霄的身影;作品于“群鹰击”之前,又着“风助”二宇,更可表现出苍鹰那种顺着风势急速飞行的矫健不凡之态。“万马来”之前,又着“云随”二字,更可表现出骏马四蹄腾空,凌厉飞驰,呼啸而来的气势。两句诗极力突出一种大气磅礴的动态。但搏击的群鹰,疾驰的万马却并非实写,而是虚写诗人眼中的幻觉。这种假想中的幻觉,又寄托了诗人巨大的希望。诗人希望在中华大地出现群鹰搏击长空,万马奔驰原野那种抗清的场面。这种虚幻的景象,显然是诗人出于反清扶明的渴望,而于无中生有的一种精神活动。但这种精神活动,却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无法直言的隐秘,是渴望得到心理满足的一种主观情感的表露。
尾联“关前无数柳,一夜落龙堆”。以景语结束全诗。前人论诗论词有所谓“清空一气”之说。所谓“清空一气”,不过是一种“化景物为情思”,使物中有我的一种写法。这两句诗即具有“清空一气”的特点。诗人用干枯的柳叶整夜在狂风吹动下,不断地飘飘洒洒从树上落下的景象,使眼前景象具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忧郁气氛,从而渲染内心的哀愁。同时,又以柳叶自况飘零的身世。这样,就使读者在景物描写中似乎看到了诗人自我的形象,而诗人自我的形象也似乎化入了景物。是写物抑或是写人。给人不即不离之感,物我似乎已融为一体。以“清空一气”的景物收束全诗,既能宕出远神,又得含蓄蕴藉之美,令人品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