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小重山》虽然没有《满江红》家喻户晓，但是通过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手法表达了作者隐忧时事的爱国情怀。

　　上片着重写景。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昨天夜里蟋蟀一直鸣叫不停，使作者从金戈铁马对抗金兵的梦中惊醒了，而此时已经是深夜的三更天了。“寒蛩”点明了季节是深秋。山河飘摇，国家残破，作者夙夜忧患，而昨夜深秋的蟋蟀却小停地呜叫，催逼着词人心中的隐忧和悲愤，使克复中原的责任更加沉重，“惊”字充分表达了在秋夜蟋蟀的凄清呜叫中作者终夜难眠的情景。“千里”暗示梦回到包括家乡在内的中原地区，说明了词人在睡梦之中也不忘收复中原的爱国之情。这一句通过叙写被梦惊醒来表现作者日夜牵挂的都是国家的战事和兴衰。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被梦惊醒后，因梦见战场战事而忧国忧民再无睡意，独自在台阶前徘徊。周围静悄悄的，人们都在熟睡，只有天上的明月散下淡淡的冷光。深秋的月夜，凄清冷淡，表达了作者“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独与凄凉心境。“独自”写出词人的孤独寂寞，心事无法向人诉说，可见其苦闷之深。结拍“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以景收束上片，映衬词人不能成眠，更见孤独之感。上阕用简洁的语言和平淡的叙述质朴地展现出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其简沽有力、朴素真切的文风，确实展现出一代英雄的真性情和其所面对的历史情景的复杂性。

　　下片抒写收复失地受阻、心事无人理解的苦闷。

　　换头三句，慨叹岁月如流，家乡长久沦陷，归期遥遥无望。作者自二十岁从军，出生入死，与金兵浴血奋战，决心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五岳祠盟记》），为国家建立丰功伟业。可是十多年已经过去，头发也白了，仍未能返回故园，实现还我河山的伟大抱负。每当他想到这里，怎能不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呢？所谓阻归程，实际并非指山高水深，道路遥远，难以归去，而是暗喻着对投降派屈辱求和、阻挠抗金斗争的不满和谴责。因为当时正是秦桧弄权，气焰十分嚣张时候，作者不便明言，所以用含蓄的表现手法，弹出弦外之音，让读者去体会。

　　结拍三句，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表达自己处境孤危，缺少知音，深感寂寞的心情。据《吕氏春秋本味》，春秋时俞伯牙善鼓琴，唯有钟子期能从琴声中体会出他的心事。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秦桧上台后，迎合赵构的旨意，对坚持抗金的主战派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将他的亲信和爪牙安置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以便实现其卖国求荣的罪恶目的。这三句表达了作者抱负难以实现的痛苦，反映了投降派统治下南宋的黑暗现实。

　　上片是即景抒情，寓情于景，忧国忧民使他愁怀难遣，在凄清的月色下独自徘徊。下片写他收复失地受阻，要抗金却是“知音少”，内心郁闷焦急，用了比兴手法。作者隐忧时事，吞吐曲折，委婉含蓄，流露出悲凉悱恻之思。全词所展现的沉郁悲怆情怀，节制而深层，忧思而压抑。至其《小重山》词，则真有寄托之作也。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则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如此评断，亦可谓知道岳帅之良苦用心也。

　　从写作手法说，《满江红·怒发冲冠》多用赋体，直陈其事，慷慨激昂，凝聚着岳飞忠贞报国的豪迈精神和战斗雄姿。这首《小重山》则多用比喻，曲折地道出心事，含蓄委婉，抑扬顿挫，情景交融，艺术手法是很高超的。这首词虽然短小。但含蓄隽永，明丽婉转，寓情于景，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壮志难酬和忧国忧民的悲苦心境。

　　曾有一段时间，对古典诗词的评论，有人以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分高下，于是认为，岳飞这首《小重山》情调低沉，不如他的《满江红》创意高。其实，对事物的评论，应当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不可以表面上的一刀切。情调高昂的作品固然好，但不能把高昂误作为粗犷叫嚣。情调低沉也并非消极。岳飞的《满江红》与《小重山》词均表达了他的抗金以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只因作词的时间与心境不同，因此在作法上遂不免有所差异，实际上异曲同工，又焉可用情调的高昂与低沉区分其高下呢？况且作词常是要用以兴浑融、含蓄蕴藉的方法以表达作者的幽情远旨，使读者吟诵体会，馀味无穷。岳飞因为壮志难酬，胸中抑塞，所以作这首《小重山》词，用沉郁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这也正是运用词体特长，正如张惠言论词时所谓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对诗词评赏也应明白这一道理。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从诗题中不难看出这是一首邀请朋友赴约的诗歌，诗人着力刻画他的书斋的清幽雅致，意在表达对杨补阙的盛情，期待他能如期来访，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对书斋周围景物的准确、细腻的描绘来实现的。

　　首联中“茅茨”为“茅屋”之意，在这里指的是诗人简朴的书斋。“薜帷”指“薜荔的墙帷”。应理解为墙上长满了薜荔，显示了居所的自然状态。句中用得最妙的是“带”字，应为动词“像带子一样环绕”，与第二句中的“生”相对应，能充分的引发读者的想象：山泉沟壑萦绕着诗人的小屋，浮云彩霞似从小院中升腾而起。此联为全诗的起笔，远观书斋，山环水绕，云蒸霞蔚，如赏人间仙境。

　　颔联与颈联写书斋周围的景物，“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是此诗是最出彩的句子，二者为倒装句，先突出了竹林山色令人怜爱，而后又以“新雨后”“夕阳时”修饰，指出它们令人怜爱的原因是雨后新绿、夕阳渲染，如此遣词造句，不仅让这些景物融入了人的情感，而且让它们具有了极强的色彩感，使读者很有质感地感受到竹林高山的清秀壮丽。

　　“闲鹭栖常早，秋花落更迟。”写了这里的鸟与花。白鹭早早的休息，只因一个“闲”字，充分说明了这里的幽静：鸟儿少有人打扰，便可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秋花迟迟不肯落下，只能说明这里的环境适宜它们生长，便可久驻枝头。写鸟、花意在突出书斋环境的清幽雅致、清新宜居。

　　尾联写诗人早已让家人把那缀满绿萝的小径打扫干净，原因是昨天与杨补阙的约定。一如“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之妙。诗人在上文极力地推崇书斋的环境，意在引出这个约定，希望朋友能如约而至。

　　此诗用字精准，形式工整，手法独到，写景唯美，表意含蓄，值得后人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