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临离徐州时告别州守黄氏之作，表述了他的境遇，抒发了惜别的情谊。起联言自身曾蒙时贤推荐，次联谓身负虚名，十年从事学政，落得个落职的处境。三联说到当今，表明虽鬓有白发，还想有所作为，感谢对方青眼相看，一贯如此。末联收结到话别，面对秋风，凄然泪下。全诗向友人直倾襟府，感慨沉挚。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的姓名，曾落在当时名流的荐书之中，而他学诗有年，还未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有“自不工”之感。首句运用元稹诗“名落公卿口”和杜甫诗“名玷荐贤中”的句意。次句用《晋书·周觊传》“刻画无盐，唐突西施”的典故，表示作诗尚未全工，有愧所得的称誉。
颔联前句是说：一朝得有虚名，由苏轼、傅尧俞、孙觉诸贤的推荐，自己以布衣而被任为徐州教授。从元祐二年（1086年）到写诗这一年，恰好从事学政已有十年了，但仍然抱有途穷之感。“途穷”是指绍圣元年（1094年）因党事牵连而被罢职，在诗句中表明他的出处和被罢黜的无辜。
颈联是表明他此时虽然已生白发，但因受到黄徐州的称赏和延誉，所以自己的事情，不久还可以寄望于黄徐州的引荐，而未觉功名之晚。而顾念今昔，深蒙黄徐州以青眼相加，这知己之情，尤为可贵。范讽诗说：“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黄徐州正是这样的人。
尾联诗人感叹时光不肯饶人，自己年事渐衰，而又多病，所以临歧告别，泪洒西风。西风表示节季已是秋天，人们在秋天多悲，作者境遇困穷，于是就有老泪难禁之叹。这两句纯从他个人的境况着笔，点明诗为告别而作的主旨。
全诗说的是作者在进退之间，难以由人。他本无心于政治斗争、却是受到政治上牵连，连一个州学教授也被罢职，在贫穷的生活之中，为此产生浩叹。另一方面，诗中表示他刻苦力学，也还有志于功名，即使功名较晚，但遇有知音，将来仍可达成此愿。杜甫诗《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说：“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所以诗中对徐州黄守的始终以青眼相加，表示感激。
此诗纯写闭门寥落之感。整首诗篇好似一幅形象鲜明、艺术精湛的画卷。读者把它慢慢地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灞原上空萧森的秋气：撩人愁思的秋风秋雨直到傍晚才停歇下来，在暮霭沉沉的天际，接连不断的雁群自北向南急急飞过。连番的风雨，雁儿们已经耽误了不少行程，好不容易风停雨歇，得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宿处。这里用一个“频”字，既表明了雁群之多，又使人联想起雁儿们急于投宿的惶急之状。古人每见雁回，易惹乡思。读者继续打开画卷，景象则由寥廓的天际渐渐地转到地面，转到诗中的主人。只见风雨中片片黄叶从树上飘落下来，而寄居在孤寺中的一个旅客正独对孤灯，默默地出神。“落叶他乡树”这句，很值得玩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诗人在他乡看到落叶的情景，不能不有所感触。自己羁留异地，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其心情之酸楚，完全渗透在这句诗的字里行间。“寒灯独夜人”，一个“寒”字，一个“独”字，写尽客中凄凉孤独的况味。不难想象：一灯如豆，伴着一个孤寂的身影。夜已深了，寒意重重，在寒气包围中，灯光更显得黯淡无力，而诗人孤独凄苦的心情也随之更进了一层。“寒”与“独”起着相互映衬的作用：由寒灯而显出夜长难捱，因孤独而更感到寒气逼人。
五、六两句让画卷再向下推移，它不仅显示了更大的空间，更细的景物，而且出神入化，展现了诗人的心境。这时夜阑人静，连秋虫都已停止了歌唱，只有露珠滴落在枯叶上的响声，一滴接着一滴，虽很微弱，却很清晰。这句“空园白露滴”用的是以“动”烘托“静”的手法，比写无声的静更能表现环境的寂静，露滴的声音不但没有划破长夜的寂静，反而更使人感到静得可怕。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寂静的了。下一句“孤壁野僧邻”同样是用烘托的手法。明明要说的是自己孑然一身，孤单无依，却偏说出还有一个邻居，而这个邻居竟是一个绝迹尘世、犹如闲云野鹤的僧人。与这样的野僧为邻，诗人的处境的孤独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进一步写出了诗人的心境：秋夜孤房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正说明他思潮起伏，长夜无眠；而所与为邻的只有一个野僧，表明他正想到自己已经被抛出世外，不知何日才能结束这种生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诗的最后两句也就与前面的描写自然衔接起来，不显得突兀。
最后两句直接说出诗人的感慨：“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诗人为了求取官职来到长安，在灞上（又作“霸上”，长安东）已寄居多时，一直没有找到进身之阶，因而这里率直道出了怀才不遇的苦境和进身希望的渺茫。
这首诗写景，都是眼前所见，不假浮词雕饰；写情，重在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因此，尽管题材并不新鲜，却仍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舒元舆是为牡丹作赋的第一人。后世将牡丹推为国色天香、花中之魁，此赋功不可没。此赋以拟人手法，频频采用排比句式，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将牡丹的形色神韵摹写得淋漓尽致。
全文除“序”交代作赋来由外，可分作五个大段。第一大段写牡丹集大自然之精华，具出类拔萃之美：“英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作者首先描绘出静态的牡丹形象，给人关于牡丹的第一印象。写牡丹静态肖像，无非形色。但作者的手法显示了他的不凡：在时、空中为牡丹着色定位。
第二大段是《牡丹赋》的重点，又分作四层。第一层写牡丹从含苞到盛开的情景：“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先写时间流动中的壮丹：暮春时节“绿苞如珠，清露宵似，韶光晓驱”，以及“淑色披开，照暇酷烈”。流动变化中的牡丹，比较概括，略显抽象；第二层以拟人手法写牡丹的形和色，连用十八个排比句，如“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将牡丹写得情态万千，栩栩如生；继而又连用十二个排比句，如“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迎风拥砌，或照影临池”，将牡丹写得情切切、意绵绵的是解语之花。接着腾出笔墨细写空间中形态。先写色：五色缤纷，七彩斑斓。再写形：各具其态，各异其趣。然后又用几乎是重复的手法加固第一次笔最给人的印象：给我们一个鲜明的牡丹群像。静态很美。动态如何？描绘牡丹如吴宫美女“闲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细柳扶风”。其实动态更胜于静态。一阵风来，各种色彩融为一片，灿若流霞；风搅动了香气，入鼻即醉。这风中摇摆的千万朵牡丹，在动中不唯别具情态，还给人争奇斗艳、互不相让的感觉。一个个真如画中仙子，飘然欲下，美目流盼，莺歌宛转，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可摸可触。这是第二次动态处理。以上只是牡丹的外在形态之一，是天下古今人眼中牡丹，不是唐人眼中牡丹，故作者用另副笔墨写了被唐人宠爱的牡丹：在那里，牡丹被“列恨”、“步障”、“曲庞垂梁”保护起来，还有“松幕交加”。这倒有些像宫中美人，虽无天地间的生气、却多了天地间所无的富贵、妩嫦、娴朴、纤弱。因前已有充分铺排渲染，故此处牡丹写得虚，这正符合牡丹环境，有雾中观花，隔纱望影的妙趣。第三层则用西施、南威等美女和洛神、湘娥等女神比况牡丹的风采神韵：“玉栏风满，流霞成波”，“或倚或扶，朱颜已酡。”第四层写夜间牡丹之美：“席发银烛，炉生绛烟”，“晶荧往来，金钮列钱”，“未及行雨，先惊旱莲”。
牡丹的内在品质，是作者的最后处理。写淑质，不人化拔高，还是从它的自然形态着手。写叶、写蕊、写枝、写态，又从其它花的比较中写出它的不凡品质。这里写淑质与前牡丹的外在形态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这恐怕与牡丹并无奇特品质可言有关：无玫瑰之长开不衰，无秋菊之凌霜怒放，更无莲花之灌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它只是以外在的富丽取胜，而外在形态在前已有足够描攀，故从旁渲染虚写。从序看，作者写牡丹是有顾虑的。有顾虑还要写，可见其对壮丹之美感受极深。作者曾感叹无人赋牡丹，其实不然，就在他的同时代，便有李德裕的 《 牡丹赋 》 。李赋明显逊于舒赋。不是功力不如，而在于态度用力不同。李赋是游戏文字，为补文坛空白（李赋序亦云无人赋壮丹）；舒元舆却在牡丹中倾注着自己的人生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牡丹在唐代被发现，随之风靡京都，顺倒朝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它富丽大度的形象正吻和唐人丰满繁华的审美理想，它的形态与盛唐之气合拍，作为唐代士大夫，作者不会例外，然而更让作者动心的不是牡丹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由边鄙无人赏识的野花，一跃而身价百倍的际遇。作者对此有过思考，并且这思考和他的人生信念一致：一物一人，能否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不在于出身高低贵贱，而在于自身的才质：是牡丹总会被人厚爱。作者虽出身贫寒，却“自负其才，锐于进取” ， “常以丈夫功业自许”，并且从写斌的当时看，作者的才能并未被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从牡丹的际遇看到的是自己的处境与将来，他从牡丹的品质形象看到的是自身的不凡才其，他是充满激情和对未来的信心在讴耿牡丹。因此，牡丹既是唐人眼中牡丹，又是作者心中牡丹；既是天地间一客体，又是作者感情理念的载体。这样牡丹就既有艳丽之形．又有浓厚的人情味，这就难怪此赋轰动一时，后来还触动得唐文宗感慨流泪了。
第三大段写“公室侯家”和“九衢游人”观赏牡丹的盛况。第四大段中连用八个排比句写牡丹艳压群芳：“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辕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第五大段则寓物抒情，点明本赋题旨：“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据《新唐书·舒元舆传》载，作者被害之后，文宗观赏牡丹，凭栏吟诵此赋，竞至泣下沾衣，亦得以见其感人至深之一斑。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