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题在杭州望海楼的柱子上的。作者名姓已不可考,但我们可从中体会到一种复杂的情感。这不是一般的思乡之情,而是作者常年羁旅在外而产生的一种落寞之感。
首句以景起笔,“浙江轻浪去悠悠”,诗人在杭州钱塘江边的望海楼上向远处眺望,看到了这一场景。在这里,这个叠字“悠悠”下得好,钱塘江的水面悠长而空寂,而诗人的心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悠悠”的水波,还是“悠悠”的往事,它们都“去”了,一去不复返,只停留在诗人的记忆里。但是诗人又是如此怀念它们,所以就产生了第二句中所说的“愁”。“望海楼吹望海愁”,有人曾就此句对此诗的作者提出猜想,认为这首诗系郑谷所作,因为第二句中所用的反复手法正是郑诗中常见的。而据笔者考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郑守愚是宜春(今属江西)人,其一生中并未有在余杭(杭州)的经历。但是,这一句所用的手法却是与郑的反复惊人地相似。望海楼上吹来的当然是海风,但在诗人笔下,望海楼上随海风而来的,似有淡淡的忧愁。这个“望海愁”,不仅与“望海楼”谐音,给人以音律反复回环之感,而且“望海”之愁,意蕴深远,含蓄蕴藉。望海时到底引发了什么愁绪?这里诗人没有说,但后二句中却有很明显的答案。
第三句笔锋陡然一转,“莫怪乡心随魄断”,“乡心”即思乡之心,“乡心”断即谓诗人已不再思乡,这是为什么?这又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在第四句中给出了答案。“十年为客在他州”,原来诗人已在杭州作客十年,十年不得回乡,对故乡早已淡忘,因此是“乡心随魄断”。故乡在诗人心中早已成为远方天际的浮云了啊。
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愁”呢?答案就在三四两句中。这其实是诗人“说话的艺术”。“乡心随魄断”是真的已断乡心了吗?很明显不是的,若是则诗人也不必生愁。但诗人偏说:我的乡心早已断结了,因为我远在异乡时间已经太长了。看似豁达,实则倍加思乡!其字字皆从千百回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由此看来,诗人不是“乡心断”,而是“乡心甚深”,以致随魄皆断。这里注意这个“随魄”。如若诗人果真已将故乡忘却,那么他为什么要“断魄”呢?为什么要生愁呢?所以说这是曲笔言愁,而余味悠长。如果诗人一味说“我如何如何思乡啊!”,非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情感的表达,其情感并不直接用语言叙述出,而是让大家在读完全诗中体味出。第二句中“望海楼”“望海愁”交错复沓,声音婉转,而意在突出“望海”,进而引出诗人所表达的“愁”。晚唐的诗风自李义山已渐趋朦胧,而这首诗在朦胧中又有明确的情感,让人回味无穷,无疑是一首上品的佳作。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这首诗内容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展示了军阀必趋灭亡的下场。
“血沃中原肥劲草”,是说军阀杀害人民的鲜血灌溉了祖国大地,先烈们壮烈牺牲的精神培育了广大人民,使他们成长为劲草般的坚强战士。“血沃中原”,揭露了军阀屠杀政策的残酷程度,使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中国原野。当时,在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共政策下,仅雨花台一处被害的革命者就有二十万左右。“肥劲草’’,比喻革命力量在鲜血灌溉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一个“肥”字突出了革命力量壮大的声势。这一句点出了革命力量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军阀的屠杀、“围剿”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加速他们的灭亡。
“寒凝大地发春华”,是说大地虽然一片冰寒,但只要春天一到,烈士播下的种子就会怒放出复仇的春花。“寒凝大地”,主要是写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使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象严寒禁锢着大地,没有一点生气。“发春华”,不仅是对当时英勇作战的革命文艺战士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坚信革命必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一个“发”字,描写出革命文艺不可阻挡的发展形势,正如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一句是诗人的预言,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前景。
“英雄多故谋夫病”,直接写国民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他们多方借故,称病离职,丑态百出。在日寇压境的局势下,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派系争斗。他们或因失势,或因分赃不匀,忽而出现在幕前,忽而退居于幕后,这一句是国民政府政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分崩离析的真实写照,既写出了他们内部斗争的丑象,又反映了他们在抗日前笼络人心的拙劣表演。
“泪洒崇陵噪暮鸦”,承接上句,这帮“英雄”、“谋夫”们并不想“合作”、“抗日”,他们貌合神离,暗斗不休。“噪暮鸦”点出了国民政府内部吵吵嚷嚷,恰似黄昏时分一群乱叫的乌鸦,暗示国民政府统治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句揭露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质,揭示了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的必然趋势。
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坚韧不拔的对敌斗争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反革命“围剿”的罪行,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与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展示了革命势力的锦绣前程,指出了他们统治的崩溃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