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诗的前四句，写了诗人渡江时见到的晚景，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山是“参差没”，火是“次第生”，处处体现“暮晴”的特点。
诗的后四句触景生情，抒发自己对南朝史事的感慨，诗中的“麾扇渡”在南京秦淮河上。前两句诗相对照，一句赞颂名士顾荣平叛有功，后一句写南朝的灭亡，从而流露出对南京亡国的伤感，后两句诗，诗人运用典故“秦淮玉笛声”来写南朝灭亡的伤心史，不能不使人惆怅，在秦淮河上，又听到用笛子伴奏，像是又唱起《玉树后庭花》。这里诗人借写南朝陈后主荒淫亡国的许多伤心事，来怨恨朝廷不引以为戒，致使国破家亡的感慨。
诗词在艺术手法上，用词精炼真切，动景出神入化，体现了神韵派诗的特点。给人一种诗中有画的感觉。另一个特点是运用典故，意寓含蓄，耐人寻味。诗人咏怀古迹，提到了“怨”，是因为什么怨，诗人写得非常含蓄，特别是最后一个典故“秦淮玉笛声”道出了作者咏史的原因，抒写亡国的缘由，可这也是含蓄的，略显深沉。
这首诗描写郑氏东亭周围美好的秋色，虽是秋图，却一片生机。前六句写亭前美景，后二句写游罢晚归。全诗移情于景，借景抒怀，自有诗家所特有的含蓄而蕴藉。
诗的首联、颔联，借华亭翠微，借秋日清晖，借崩石山树，借清涟“水衣”等，一抒心中块垒。只是对这信息量颇大的众多景物，杜甫并未以“列锦式”静态呈现，而是用“入”“乱”“欹”“曳”四个动词嵌入其中。妙用动词，以一系列贴切精妙的动词，化静为动，点染激活，颇能体现杜甫炼字的功力。
颈联“紫鳞冲岸欹，苍隼护巢归”，“冲岸”已经写出写出鱼的跳突排涌，还意犹未尽，再以“欹”写其活泼跳脱；“护巢”写出鸟的疾飞急赴，再继之以“归”点出其归心似箭。写鱼写鸟，均用两动词勾勒点染，表现出杜甫笔力不同寻常——“下笔如有神”。而尾联写诗人于黄昏策马奔驰：“残云傍马飞”，一“傍”一“飞”，则写意般描绘出马逐云飞的高超意境。把一路驰骋中观山看水、逸兴遄飞的快意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著数动词，曲尽其妙——“此诗家练字法也。”《重题郑氏东亭》作为杜甫的又一首“快诗”，除了诗中所蕴涵的深沉思致，于写景会意中，善用动词而境界全出。这足以证明彼时杜甫，诗才已脱颖而出。
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