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莫可欺，明者未免蔽。
改过心每惮，责人夫何易。
芸苗舍己田，无获亦蹈厉。
短长莫可欺，明者未免蔽。
改过心每惮，责人夫何易。
芸苗舍己田，无获亦蹈厉。
清代刘熙载论李白的诗说：“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艺概》卷二）所谓“不离本位”，就是指有一定的法度可寻，而不是任其横流，漫无边际。《玉壶吟》就是这样一首既有奔放的气势，又讲究法度的好诗。全诗充满着郁勃不平之气。按气韵脉络而论，诗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共四句，主要写愤激的外在表现。开头两句居高临下，入手擒题，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像东晋王敦那样，敲击玉壶，诵吟曹操的名篇《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壮心”、“暮年”三个词都从曹诗中来，说明李白渴望建功立业，这一点正与曹操相同。但他想到，曹操一生毕竟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自己却至今未展素志，不觉悲从中来，愤气郁结。三杯浊酒，已压不住心中的悲慨，于是拔剑而起，先是对着秋月，挥剑而舞，忽又高声吟咏，最后眼泪夺眶而出，涕泗涟涟。“忽然”两字把诗人心头不可自已的愤激之情写得十分传神。四句一气倾泻，至此已是盛极难继。兵家有所谓“以正合，以奇胜”的说法。这四句正面书愤，可说是“以正合”，下面别开一途，以流转之势写往事回忆，可说是“以奇胜”。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两句，如异峰突起，境界顿变。诗人一扫悲愤抑郁之气，而极写当初奉诏进京、皇帝赐宴的隆遇。李白应诏入京，原以为可施展抱负，因此他倾心酬主，急于披肝沥胆，输写忠才。“揄扬”两句具体描写了他在朝廷上的作为。前一句说的是“尊主”，是赞颂皇帝，后一句说的是“卑臣”，是嘲弄权贵。“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形象地写出了他受皇帝宠信的不同寻常。“飞龙马”是皇宫内六厩之一飞龙厩中的宝马。唐制：学士初入，例借飞龙马。但“数换飞龙马”，又赐珊瑚“白玉鞭”，则是超出常例的。以上六句字字从得意处着笔。“凤凰”两句写平步青云，“揄扬”两句写宏图初展，“朝天”两句写备受宠渥。得意之态，渲染得淋漓尽致。诗人骋足笔力，极写昔日的腾踔飞扬，正是为了衬托时下的冷落可悲，故以下便作跌势。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东方朔被汉武帝视作滑稽弄臣，内心很苦闷，曾作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后人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之语。李白引东方朔以自喻，又以谪仙自命，实是出于无奈。从无限得意，到大隐金门，这骤然突变，可以看出诗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世人不识”两句，郁郁之气，寄于言外，与开头四句的悲愤情状遥相接应。以上八句为第二段，通过正反相照，诗人暗示了在京横遭毁诬、备受打击的不幸。忠愤节气，负而未伸，这也许就是诗人所以要击壶舞剑、高咏涕涟的原因。
第三段四句写诗人自己坚贞傲岸的品格。“西施”两句是说自己执道若一，进退裕如，或笑或颦而处之皆宜，这种态度别人效之不得。辞气之间，隐隐流露出傲岸自信的个性特征。当然，诗人也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能施展宏图，因而对朝廷中那些妒贤害能之辈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这两句话用《离骚》旨趣，托言美人见妒，暗寓士有怀瑾握瑜而不见容于朝的意思，蕴藉含蓄，寄慨遥深。
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说：“气本尚壮，亦忌锐逸。”（《谈艺录》）书愤之作如果一味逞雄使气，像灌夫骂座一般，便会流于粗野褊急一路。李白这首诗豪气纵横而不失之粗野，悲愤难平而不流于褊急。开头四句入手紧，起势高，抒写胸中愤激之状而不作悲酸语，故壮浪恣纵，如高山瀑流，奔泻而出，至第四句顿笔收住，如截奔马，文气陡然腾跃而起。第五句以“初”字回旋兜转，笔饱墨酣，以昂扬的格调极写得意，方以为有风云际会、鱼水顾合之美，笔势又急转直下，用“大隐金门”等语暗写遭谗之意。最后以蛾眉见妒作结，点明进谗之人，方恃宠贵盛，自己虽拂剑击壶，慷慨悲歌，终莫奈之何。诗笔擒纵结合，亦放亦收，波澜起伏，变化入神，文气浑灏流转，首尾呼应。明代诗论家徐祯卿认为，一首好诗应该做到“气如良驷，驰而不轶”（《谈艺灵》）。李白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静安先生这阙词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人间词·甲稿·序》 ，表现了词人最真切的内心世界。起句化用《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表达了词人身处诽谤之泥潭，处处受人诋毁。“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来娇”可谓静安先生创造语，甚是新奇，这是傲然的自在之美，不可凑泊。古来狷介之士与绝世之女在人格精神上都是相同的，他们都在向世人宣示一种不可玷污的独立人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存在。狷介执着的静安先生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
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如果用尼采的话来说，静安先生所拥有的正是一种“超人精神”，不为世人所理解才是自然，让那些诋毁、诽谤来得更猛烈些吧，先生依然如故，做一个“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前三章是结构相似的重调，每章的前两句写花起兴，从“其叶湑兮”到“芸其黄矣”再到“或黄或白”，将花繁叶茂的盛景充分地表露出来，也由此烘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无比欢娱。
在首章，诗人并没有详写“我”所遇的“之子”的具体模样，而只写了自己的主观心理感受“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心中烦忧尽泻，充满欢乐。为了说明“之子”使得“我”如此欢悦的原因，此诗第二章给“之子”一个特写镜头，这个镜头没有对准他的面部，也没有对准他的眼睛，而是对准其服饰：“维其有章矣。”这样的叙述中渗透着赞美之情，因为服饰之美在先秦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现。至此，诗人仍觉不足，又将目光转向全景，在第三章写“之子”的车马之盛，“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十足风光，十分气派。如此一层一层推进，在形象的跳跃式叙述中显示出欢快的激情。
诗若就此打住，便显得情感过于浅直，而且缺少了雅诗中应有的那份平和与理性，于是诗第四章从节奏和用韵两方面都变得舒缓起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从左右两方面写君子无所不宜的品性和才能，有了这方面的歌唱，使得前面三章的赞美有了理性依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两句总括全篇，赞美君子表里如一、德容兼美的风貌，以平和安详作结。
整首诗以花起兴，赞颂人物之美，节奏变化有致，结构收束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且无阿谀之感，确是一首轻松欢快又不失稳当的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