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臧晚年隐居苏州，往来于苏沪之间，写下不少感事抒怀之作。这首小令作于齐卢之战的第二年春季，词题中的“黄渡”乃地名，在上海市区西，靠近沪宁铁路。1924年秋，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争夺上海地盘曾在江浙一带展开混战，黄渡、浏河一线，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
上片记述沿途所见。起句“过客能言隔岁兵”，“过客”乃词人自指；“隔岁兵”，指发生在前一年的战事。开门见山，点明词旨。“连村遮戌垒，断人行”，“戌垒”指军队挖筑的工事、壕沟。词人沿途所见皆是“闾里为墟，居民流散”的破败景象，原先那些村屋房舍全被壕沟工事所掩没。“断人行”，指交通堵塞，道路不通。“飞轮冲暝试春程”，写此时刚刚通车。“飞轮”，当是指火车。“冲暝”，扣题面的“晚”字。“春程”点明时令。此句七字将题意“晚过黄渡”囊括已毕。结句“回风起，犹带战尘腥”，写景之中，包含词人对战事的愤懑和厌恶。“腥”乃血腥之气，可以想见当时枪弹纵横突飞，兵士死伤无数，流血漂橹，而沿途百姓无辜遭难，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
下片，词人面对眼前荒凉的情景发出哀叹。“日落野烟生”，写老百姓流离失所。当太阳落山时，无家可居的人们在荒野点起了篝火。“野烟”与炊烟相对照，暗合上文“连村遮戌垒”句。“荒萤三四点，淡于星”，“荒萤”是指荒草里飞的萤火虫，此虫常常出没于丘坟墓地。这里暗示遍地都是死人的坟丘，不堪目睹。上句是写死人，下句再写活着的人。“叫群创雁不成声”，用“哀鸿遍野”之成语，采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一派悲惨景象。尾句“无人管，收汝泪纵横”，是说面对这么多衣食无告、家破人亡的灾民，当局却不关心过问，抚恤赈济，实在太可悲了。末一句、充满同情与愤慨之情，直抒胸臆，毫无掩饰。当时报刊记载，黄炎培等进步人士为救济筹金，曾巡行战区，其报告书中有一节云：“无辜良民死于战时之炮火，已属可怜，困于战后之焚掠，尤为奇惨。其间，如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流亡间有归来，无衣无食，垂涕悲号，全无人色，而骸骨转于沟渠。……至少有六七百万人将因战事近于饥寒而垂毙。”正可为此词之注脚。
这首纪实性的小令，感情真挚深沉，境界高旷悲古，颇近杜少陵之诗史。它代表了朱孝臧晚年词作苍劲沉著，掩抑绵邈的风格。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