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在构思上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闺妇在寒冬到来时给远方征人寄军衣的矛盾心理的刻画，表现了思妇的纠结的微妙心理，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挚的感情。
“欲寄君衣君不还”这句写了思妇第一层感情矛盾：征夫远在边塞，久去不归，她迫切地想将亲手缝制的寒衣寄给亲人。“欲寄征衣”，正是她思念、关怀亲人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转念一想，远方的征夫得了寒衣如果不想着回家了，就会更增加了分离的痛苦。这又是她十分忧虑的。语意一正一反，一波一折，把思妇对征人思念和关切的心理表现得很细腻。
“不寄君衣君又寒”这句则以反语倒说：既然寄了征衣，亲人不还，那就“不寄征衣”吧。这似乎可以消除“君不还”的忧虑了，但她旋即想到：自己的亲人又要忍受饥寒了。这是自己更不忍心，更为忧虑的。这两句语意上的反复，把人物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最后“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这两句是前两句矛盾心理的归结，又是女主人公情感的扩展，隐约表现出她时而欲寄，时而不寄，时而担心“君不还”，时而忧虑“君又寒”，每一踌躇，每一反复，都在思念、关切和痛苦的感情。
其实远方征人的“不还”与寒衣的“寄与不寄”并没有必然联系。女主人公是基于“君不还”的现实才制作冬衣，目的是让远方的丈夫得以御寒。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论“寄与不寄”，女主人公实际上都面临着“君不还”的冷酷结局。她也明知这一点，故意在寄衣上生出波澜，是为了表现自己长期独守空房的一种怨恨。当然这种怨恨是基于团圆的愿望，本身仍意味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又恨又爱，以恨示爱，这是闺妇的一种特有心态。这正是这支小曲情味的动人之处。
此篇属于元散曲中具有乐府风味的情歌佳作，形制短小，其妙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极简练的文字，为读者体会人物心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曲二十四字中，“寄”“君”“衣”“不”四字占了一半以上，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丰富曲折的情节和意象，这也是此篇的不可及之处。
早期的词，词牌往往也就是题目。它兼具两个作用：确定音乐上的曲调，一般也限定了词的创作内容。张泌的《胡蝶儿》便有这一特点。开篇两句即紧扣题目，前三字完全重复题目字面，可说是特例。审视题旨，词应该描绘胡蝶的形神姿态，这两句偏不作摹写语，而用叙述的方法，但却把胡蝶翩翩飞动的轻盈形象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关键是“晚春时”三字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它虽只点明特定的时节，却可以让我们想象出繁花如锦，草木丰茂，莺歌燕舞的暮春三月的风光。胡蝶正是在这时出现，驾东风，采花粉，扇起它灵巧的双翅，又给春天增添了新的活力和气息。接着，诗人撇下胡蝶，运转笔锋写人。“阿娇初著淡黄衣，倚窗学画伊。”阿娇，汉武帝陈皇后的小名，后用以代称少女。陶宗仪《辍耕录》“关中以女儿为阿娇”可证。这少女被翩翩飞舞的胡蝶所吸引，凭倚着疏窗，手挥彩笔为它真。这对上文摹写胡蝶具有充实深化的作用，更好地表现了纷飞的胡蝶非常惹人喜爱，以至少女捃摭入画。这两句写少女也是十分工致的。晚春是春夏更替的季节，人感受到新季节的来临，带着欣喜的心情送旧迎新，换装是自然的事。“初著淡黄衣”，不仅说出了这些变化，而且刻划了少女美丽动人，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倚窗”的情态更描写出了少女凭窗握管的风姿。前人说：“阿娇二句妩媚。”（旧题汤显祖《花间集评》）是很有见地的。
换头就少女“学画”运笔“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画出的胡蝶栩栩如生，妙通造化，犹如真的胡蝶一样。“双双对对”既同字重叠，又近义词反复，强调了所画胡蝶的特点。古代诗词中，写蜂蝶成双成对的情景，往往是表现男女相恩相爱的感情。词中的少女这么爱画双蝶，透露了她内心的感情活动。她触景生情，借物寓情，一种热切的怀春感情涌起。眼前数不清的双蝶可说是冶游酣畅，春情骆荡，而少女的心事毕竟虚幻成空，这就引起了她的伤心。“无端和泪湿胭脂，惹教双翅垂。”她泪下滂沱，沾湿了脸上的胭脂，真是伤心透了。这似乎感染了胡蝶，惹得它们双翅下垂，不再翩翩飞动，同情少女的悲伤。作者不直写主人公心情沮丧，致使她笔下的胡蝶失却了写真的生气，而说胡蝶灵犀一点，关怀同情人，极为深刻地表现了人的感情的婉曲、细腻。
这首词，写得切题但又不粘题，既写真胡蝶，也写画的胡蝶，真假不辨，玲线透脱，还关合着作画少女的情感，表现了深致、凄婉的心理活动。词虽属小令，气势却一波三折，极富变化。词的语言浅近通俗，颇具民间词的特色，而表情达意，则很含蓄蕴藉，隽永有味。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从杜鹃叫声的谐音“不如归去”展开联想，把杜鹃人格化，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单刀直入地责问杜鹃不以身作则——拼死叫别人回去而自己言“归”却不归。围绕归与不归的问题，下文几句分三层从正面加以评述，劝杜鹃带头先归。
第一层“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四句以鹤燕尚知重返故地的事例与杜鹃作比较，表明：同属卵生羽化的禽鸟，鹤燕不言“归”而归，杜鹃口言“归”却不归，指出“归”的必要。
第二层“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三句指出吴蜀相去不远，杜鹃自身完全有力量能飞回去。另外，杜鹃还有外力条件作帮助，正是回去的大好时机。
第三层歇拍三句“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又从杜鹃眼前凄凉悲苦的处境来分析，更有必要趁早回去，不必要“血洒芳枝”自己去折磨自己，更充实了第一层的理由。这里，词人对杜鹃应当归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形象的描述，使杜鹃无言以对，杜鹃似亦吐尽詈辞。指责杜鹃对别人“抵死催归”，而自己该归、能归却不归的无理，从而反衬词人自己催其归而暂不归的合理性，为下文点题埋下伏笔。此片抓住杜鹃的言行矛盾，一路严责，本有难以为继之势，但至“血洒芳枝”句，却于“汝胡不归”的质问中，隐隐牵入“杜鹃之‘不归’盖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新内容，从而引出下片训诫之词来。
“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承接上文杜鹃“血洒芳枝”的断肠思故园而对杜鹃加以劝诫：不要因国家的兴亡而悲伤。借此引出词人对人生的看法：国家兴亡是常事，富贵不久长也是常事，因此绝对不能为国家的衰败，人人失去富贵荣华而忧伤。
为使自己的见解有根有据，“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四句中，词人还把一度称雄于蜀地并作出了贡献的诸葛亮、公孙述与蜀地的锦江、玉山相比较，阐明江山永存，人生却是短暂的。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凡事都应该从积极方面去考虑，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词人借告诫杜鹃而对人生所持的积极态度，表现词人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此广阔胸襟，处于凄苦心境的杜鹃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三句中，词人以自豪的口吻嘲弄杜鹃太不自爱，不理解词人的“行藏”却要一个劲地“催归”，可笑而白费心血，同时暗示词人坚决不归是要有一番作为的。
最后词人遂乘势就个人进退行藏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出结拍三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是不肯退隐，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为国建功立业后才回乡。从而呼应开头，点明题旨，词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对杜鹃“抵死催归”的批判中展示无遗，含蓄而令人寻味。
此词上片一开头就对杜鹃提出责问，问它何不归去。接下去以白鹤和玄鸟知返的故事为据，说明杜鹃应该归去的道理，问它因何“身羁荒树，血洒芳枝”。下片又转出新的内容：原来杜鹃之“不归”，是因为它故乡中像诸葛亮、公孙述那样的风云人物如今早已去世，即使回去也无益。于是，词人从中得到启示，决心等打败敌人，立功封侯之后才回福建老家。
全词构思新颖，词句流畅，用典贴切，言情自然，意境深远，围绕杜鹃的叫声及有关传说典故展开联想、进行议论，最后归结到抒写个人的怀抱，从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从侧面表达了词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力求建功立业的理想，可谓构思新颖而别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