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龙兴寺环境清凉寂静，寺内的僧人善良勤勉，日夜为香客祈福，对佛法的钻研很勤奋。诗人具体通过“灯明方丈室”、“青莲喻法微”来点明。作为辅助，诗人用了“珠系比丘衣”、“白日明心净”两个句子，逻辑上很严密。为了展现龙兴寺环境的优美，诗人用到了对比这种常见的修辞方法。殿内是低低的诵经声，殿外却有山禽自由来去。俗话里常用“门可罗雀”形容人家的偏僻冷清，这里诗人就用“处处鸟衔飞 ”来写照寺内庭园中的清静。佛门之内不得喧哗吵闹是常理，用易于明白的修辞来表现其实也显露了诗人的修养，这样写寺庙是很妥当的。当然如果这里把“处处鸟衔飞 ”理解成是与僧人心静之态做对比，更突出了龙兴寺和尚的修为，也是可以的。
有寺无僧不成灵静，有僧无寺不成雅意。龙兴寺既有古刹的风貌，又有修行高深的僧侣，所以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该诗首联山水相对，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第三联写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第四联描写了故居的坏境，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将诗人内心的情感传达下来。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表达了诗人内心对友人的怀念之情。
首联山水相对，“楚山”与“汉水”扣题，点明了作者描写的地方不是别处，而是位于楚地的“襄阳”。二句皆以“碧”字来形容当地山水之色泽，初看觉得重复，但当细品后文内容，这一反复出现的“碧”字却有着强调的意味，它体现出天地间一片青绿的美景 ，令人遥想到孟氏诗歌的景物色彩．以及能由此体味到他那清丽的诗风。而其后以“岩岩”突出山之险峻，“汤汤”展现水之奔流浩荡，铺绘出颇具气势的襄阳山水。此联二句描写清秀壮阔的景色，“赋”中带“兴”，不仅向读者展现出当地的秀丽美景，亦对后文赞誉孟氏涛文奠定气氛，可谓是一举两得。
居其境，怀其人。诗歌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如此壮丽的山水聚结而成的气象．正是孟氏诗文所散发出来的气势与风格。
前二联由彼及此，由景及人，衔接过渡极为自然，在景物的画卷中体味孟氏之作；虽未能多读孟氏诗作之人，亦能经由此景联想到其作品之风味。
第三联似有说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因诵读他留下来的作品而思念他，来到他的故乡。能令一个人由读其文而产生“至其乡”的想法的，其涛文必是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二句文辞平白，直书其事，却在字句间深蕴了对孟氏的景仰，而且。亦可从侧面使人感受到孟氏涛文所具有的魅力。
然而，来到孟氏故里的白居易所生发的极大感触又是什么，白氏在第四联中对孟氏之后再继无人的现状怅惘愁叹。再也没有谁的作品能如孟氏的诗文那般。散发出清淡畅逸之气。这样的心境有些苍凉和无望，就像日暮时分所带给人的感觉一般；而这样的诗坛。也像夕阳中空荡的襄阳城那样清冷。前句书写感想，后句以带有空凉之气的日暮景色烘托心境，作者的情绪，顿时由前三联对孟氏的高誉跌入了对后继无人的慨叹之中。
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而有所平缓。襄阳城东南面的鹿门山曾是孟浩然隐居的地方。于今当白氏南望此山之时，草木郁郁葱葱，好像还有当年留下来的芳草树木，好像还有当时隐者留下来的余韵。但这一切都只是好像。事实是，旧时的隐者已寻不到踪迹。只留下望不到边的苍郁林木。寻隐者之踪影不见，是令人失落之事；但对于白氏来说，真正的失落是在这世上，再也寻不到如“旧隐”孟浩然一样，能创作出那般清逸诗篇的人。惟留下一片苍茫。末句“云深树苍苍”颇有些以实写虚之笔；虽然触目所见的是林木莽莽，但心中所感受到的，实则是“旧隐不知处”而“清风无人继”的空空荡荡。
全诗可以对半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对孟氏诗文进行了类比和高度赞誉．字里行间令人能够想见孟氏诗文的风格与成就，感受到白氏对孟氏深深的景仰。而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之中。景物从壮阔清丽变为苍茫空旷；情绪从赞誉落人无人继之的伤感中。虽只是欲借诗抒发个人情绪，但这一前一后的截然变化和情绪一高一低的对比，却使得无论是赞誉仰慕还是伤感慨叹，都抒发有力，情绪随之跌宕，对诗作者所表达的赞与叹皆感受深刻。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这首词写游览所见所感。
上片写游湖时所见：风微微地吹，波轻轻地荡，圆荷上的露点如珍珠闪闪，绘出了初秋明丽的背景，“何处”二句，写出在画面中的人物，“吴娃越艳”，都是漂亮活泼的南国少女，“藕花红照脸”，这一句简洁俊秀，表现了姑娘们的青春的美丽。
下片写游客的心情，借用了乐府中《大堤曲》赞美少女的内容，来表示游客对吴娃越艳的倾慕。“烟波隔”，是说姑娘们渐渐远去。“渺渺湖光白”，他还留连不舍，目送舟行，直至再也看不见人影儿，只剩下湖光渺渺。“身已归，心不归”，出语直率，情真意切。结尾二句，景中有情，有温庭筠“斜晖脉脉水悠悠”之意。全词情意真挚，笔墨清丽明快，非凑数之作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