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的这首小令写送别。前半部分为送别时的情景和心绪,后半写真诚友谊的可贵,最后三句是对开头的照应,也是对曲情的绾结。“春去春来”四句为一扇面对,前两句与后两句骈俪成文,切情切景,蕴藉自然。
首句点明是在西陵送别友人。虽是化用李清照词句的意境,但李词说的是游览用的小艇,此处则是作交通工具的大船,更显离愁之重,因之更衬托出友情之深厚。二、三两句写出送别之地及友人的目的地。它营造出一个在西陵握别,离恨却已弥漫东州的深广意境。离情之苦,友谊之深更因之而强化。
四、五、六句为第二层,写送别友人后的情景。友人已去,眼前已无良朋,泪眼难睁。回家后不敢倚楼眺望,因为过尽千帆都不会是载友人归来的画船。
第七句到第十句,抒写与友人别离后的寂寞凄清。春来春去,西陵渡头依然杨柳依依,潮涨潮落,日更一日,但友人踪影难觅,何堪伤悲。
最后三句,悱恻缠绵,情悠意长。友人早已远去,江上烟水迷茫,真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悠悠烟水也正是绵绵离愁。虽有深情的诗句,但牵不住离舟。余音袅袅,如水长流。小令不长,却载千古离恨,真良构也。
这首散曲抒发了离别之情,深感真挚。描写自然朴实,情景交融,意韵深远。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醉别复几日”,没有几天便要离别了,那就痛快地一醉而别吧!两位大诗人在即将分手的日子里舍不得离开。“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鲁郡一带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几乎都登临游览遍了,“登临遍池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李白多么盼望这次分别后还能再次重会,同游痛饮:“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石门,山名,在山东曲阜东北,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峦,山有寺院,泉水潺潺,李杜经常在这幽雅隐逸的胜地游览。这两句诗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意思。“重有金樽开”这一“重”字,热烈地表达了李白希望重逢欢叙的迫切心情;又说明他们生活中有共同的乐趣,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读来令人感到亲切。
李杜同嗜酒,同爱游山玩水。他们是在秋高气爽、风景迷人的情景中分别的:“秋波时泗水,海色明徂徕。”这里形容词“明”用如动词,赋予静态的自然色彩以运动感。不说徂徕山色本身如何青绿,而说苍绿色彩主动有意地映照徂徕山,和王安石的诗句“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所采用的拟人化手法相似,这就把山色写活,显得生气勃勃而富有气势。“明”字是这句诗的“诗眼”,写得传神而生动。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背景中,两个知心朋友在难舍难分,依依惜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好友离别,仿佛转蓬随风飞舞,各自飘零远逝,令人难过。语言不易表达情怀,言有尽而意无穷,那么,就倾尽手中杯,以酒抒怀,来一个醉别吧!感情是多么豪迈而爽朗。结句干脆有力,李白对杜甫的深厚友情,不言而喻而又倾吐无遗。
这首送别诗以“醉别”开始,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放不羁和乐观开朗的感情,给人以鼓舞和希望而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诗中的山水形象,隽美秀丽,明媚动人,自然美与人情美——真挚的友情,互相衬托;纯洁无邪、胸怀坦荡的友谊和清澄的泗水秋波、明净的徂徕山色交相辉映,景中寓情,情随景现,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这首诗以情动人,以美感人,充满诗情画意,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