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为《梅花》,却不是一首咏物诗,而是咏叹与梅花相关的人和事。据《全唐诗》载:“后主尝与周后移植梅花于瑶光殿之西,及花时,而后已殂,因成诗见意。”
此诗首联起句“殷勤移植”语,即指这次移植梅花之事;“移植地”便是“瑶光殿之西”的“曲槛小栏边”。李煜、周后(即昭惠皇后)都是极富雅趣之人,又凭着帝王皇后的特殊条件,便为自己的生活极力营造出优美的氛围。他们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丝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其外,兴之所至,便有了移植梅花之事。颔联写道“共约重芳日,还忧不盛妍”,意思是记得当时还曾担心,梅花“重芳日”,只恐“不盛妍”。唯其如此,颈联便接着说:“阻风开步障,乘月溉寒泉。”为了给梅花“阻风”,这两位形影相随的伴侣还特意为梅花牵开了漂漂亮亮、长长宽宽的“步障”;为了给梅花浇水,也还曾不辞“乘月”披星之劳。实指望来年能观赏到夫妻共同移植、一块浇灌的梅花的艳美风姿。可是,又有谁能料到花开前后,这正该供夫妻共赏同乐的美景良辰,而“蛾眉却不前”。尾联的这一慨叹,紧承在语流上逐层推进的前三联而发,于升至极高处的波峰浪尖,忽发哀音,跌入深潭,凄恻动人,给读者心灵以强烈冲击。
这是首送别诗,诗人先写少室的雪景清新别致,侧重于山峰晴雪景象的描绘,给人以美的享受。以清词丽句,素描淡抹,以及送别双方的行动,画出了一幅诗味浓醇、山峰秀丽银装素裹的晴雪图。后写送别王宁,主客惜别之情,表现了诗人与王宁之间的深厚友谊。
“少室众峰几峰别,一峰晴见一峰雪。”勾勒出少室山错落有致的众多山峰,展示出雪后初晴的独特景致。少室山以其三十六峰,各具特色,其中包括“九顶莲花砦”和“旗、鼓、剑、印、钟”五峰,还有素有盛名的“少室晴雪”,被誉为嵩山八景之一。
然而,诗人并非专注于描绘少室山峰的各异形态,而是关注少室山雪后的独特美景。在雪后初晴的时刻,少室山众峰呈现出各异的景象。有些山峰因阳光的照耀而积雪融化,显现出青翠秀美的原貌;而其他一些山峰则依然披着银装,被白雪覆盖,与日光的映照下呈现出红装素裹的美丽姿态。诗人通过这样的描绘,不仅展现出少室山峰的个性,更在细节中体现出众峰同异,各具特点的景观。
“隔城半山连青松,素色峨峨千万重。”这两句诗如同诗人站在高处,俯瞰少室诸峰的雪景。然而,这两句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诗人在城中远望少室诸峰。由于城墙的遮挡,只能看到山的上半部,而这半山上繁茂的青松苍翠挺拔,成千上万的树影交相辉映。而周围的山峦则叠叠重重,都被白雪覆盖,呈现出朴素的素色,青翠和白雪相互映衬,山峰在银装素裹中展现出婉约的美。
“过景斜临不可道,白云欲尽难为容。”前面的几句描绘了少室诸峰雪后初晴的宁静之美,而这两句则展现了其动态之美。夕阳的余辉倾斜地照在山峰上,那红光如画笔般涂抹,将山峰逐一点染,使其颜色不断变幻,难以形容其奇异绚烂;同时,山巅漂浮着片片白云,山峰在云雾缭绕中不停改变形态,生气盎然,姿态各异。诗人通过精湛的描绘,将少室诸峰的景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同时又恰到好处地留下一些空间,让读者能够在想象中感受这幅动态的壮丽画面。
“行人与我玩幽境,北风切切吹衣冷。惜别浮桥驻马时,举头试望南山岭。”雪后初晴的少室山,虽然幽静秀美,引人玩赏,但是送别友人,心情抑郁,北风切切,寒气逼人,诗人心中一时涌起无限惆怅之情。这两句是全诗的一个转折。少室诸峰,雪后初晴,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本来应该和友人同赏佳景,但又不得不分别。诗人与王宁浮桥上依依惜别,王宁渐渐走远了,诗人还伫立在桥上,举头试望友人王宁在南岭中的身影。“试望”,恰切地表现出诗人望不到了还在望,希望能多看几眼好友身影的惜别心情。《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都是写送别时伫立远望行人渐去身影的情景,有异曲同工之妙。
《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