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
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