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应向文中老师学习，无私给予别人求学的帮助，尊重爱学习、有志向的人。
甲午战争时期，身居军政枢要的李鸿章只求苟且身计，畏葸懦怯，战机屡误。极力主战，生性抗直的文廷式上疏弹劾。这自然遭到前者的嫉恨，被陷罪削职。这首词即作于罢官之后。词通过迎接新年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表现了自己艰难的处境和不屈的品性。
开篇借佛家语，以反问起： “劫火何曾燎一尘?”“劫火”，佛家指世界毁灭时的大火，后一般用为乱世灾难。这里有指当时战乱和朝中恶势力双重意思。“一尘”，味词意当以一粒微尘自喻。作者以“何曾”诘问，显示自己遭劫不灭，即不屈服于朝廷恶势力的迫害。若引道家语，解“一尘”为一世亦通，但联系下句“侧身人海”，似取前说为妥。“侧身人海”是说在人多处戒慎立身，出黄景仁《都门愁思》“侧身人海叹栖迟”句。这里写出削职后栖隐人群的处境，正与上句“一尘”相应。“翻新”，岁月翻新，指新春到来，点题目“即事”。“翻新”前着一“又”字，非惟状时光迅速，也表示，年虽翻新，而故我仍在，禀性依然的意思。这句从上句转出，以艰险处境中身志不屈作为对“劫火何曾燎一尘”的回答。下两句具体写削职后赋闲的生活状况; “闲拈寸砚磨砻世”，“磨”与“砻”皆为磨碎物品的用具，全句谓在磨墨写作中消闲时间; “醉折繁花点勘春”，“点勘”，校勘，谓折取繁花来识别领略春天的到来。上句“闲拈”，悠闲之中透着才志不获所用的怨愤，故下句接以“醉折”，是以酒浇愁的意思。两句一递一进，表层的放达自适，正深掩着被迫害处境的悲慨。对文廷式这样一个正统儒士来说，“进亦忧，退亦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雄心抱负无论如何是掩饰不住的，下片“闻柝夜，警鸡晨”便道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柝”，夜间警盗之具，“闻柝夜”是说夜间睡不着觉，警觉地听着外面柝的敲击声; “警鸡晨”，用刘琨、祖逖二人闻鸡起舞的典故。两句表明虽家居赋闲，但时刻关心国事，随时准备着为国效力。然而现实情况怎样呢? “重重宿雾锁重闉”。 “重重宿雾” ，比喻朝廷恶势力的强大; “闉”， 城内重门，指皇宫。皇帝被众多的奸佞之臣包围着，自己纵有雄心壮志，也无计上达天听，出而为国效力。这句写出当时黑暗的政治局势，表现了作者“有怀投笔，无路请缨”的悲哀。尽管如此，他也决不准备向恶势力妥协，末两句“堆盘买得迎年菜，但喜红椒一味辛”，回扣迎新年即事的主题。他在众多的年菜之中格外喜欢红椒的辛辣，当然不仅指食味所好，而是以之自况抗直不曲的性格，表明要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品性节操。末句借物喻志，新警醒目。
这首词截取迎接新春的片断，在时事国难背景上寄写身世遭际，题作“即事”，实为言志。词看去闲散淡宕，却处处绵里藏针，孤傲不驯。风格峭拔，高韵独标。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