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时清廷于中日战争中大败，作者借咏虫暗伤国事，故词中有“马邑龙堆”之语。
上片起首三句写虫鸣之地、之时。“古墙阴”，由宋姜夔《一萼红》起首“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三句化出。“萧飒”本为风声或雨声，如唐陈羽《湘妃怨》“萧飒风生斑竹林”，此处以之拟虫声，颇有新意。而“萧飒”一词亦有萧条凄凉之义，如唐杜甫《相从歌赠严二别驾》“成都乱罢气萧飒”，故此处是既写声音又写形势。第四句说虫是“西风身世”，秋虫和摇落西风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大概是因果报应吧，所以虫的鸣声才这样悲苦。可是这悲苦之音是不被人理解的，“谁念汝”三句写出虫鸣的不入时人之耳。可不，在“月满花香”的美好春日，怎会有你的哀鸣呢！“清商”指古乐府清商曲，曲调哀怨。此句是说秋虫只好孤独地谱写着清商曲调。而商声主西方之音，“清商”亦可指作为五音之一的商声，也就是秋声。上片末三句是说:可惜的是它只能在寒井边吟唱，红楼离得是那样遥远，这样悲哀的曲调是上不了排场的。
下片一开始承上片末三句写虫鸣的环境。“闲庭院，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除进一步写秋虫的孤独外，更写出它的清高。它不在污泥乱尘中栖身，也不凑红楼玉筝的热闹，甘在“闲庭院”洒一片充满感伤的秋声，这幕情景无疑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在内。“也知”二句是说玉砌雕栏虽好，但“心期先误”，亦即心中即使思念亦无缘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后作《虞美人》词，思念故国，有“雕阑玉砌应犹在”一语，况氏将“玉砌雕阑”用于这首词中，其中正有丰富的意蕴，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落叶空阶”一句是让步语气，意思是说:如果仅在落叶空阶之处听它吟唱，还不是最痛苦的。那么什么景象才更令人痛苦呢？“寒催堠鼓”一句引出下文，“堠鼓”指报警的鼓声；“堠”，土堡。结拍三句总领全篇，“马邑龙堆，黄沙白草”，都是指战场。“马邑”为地名，汉武帝用王恢计，伏兵于马邑旁，诱匈奴单于深入，欲擒之，单于发觉，事不成，见《汉书·匈奴传》。“龙堆”为沙漠名，《汉书·匈奴传》载扬雄谏书:“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这三句正是对上文“只落叶空阶，未是消魂处”的解答:如果秋虫是在战场上的黄沙白草之中鸣叫，那声音就更令人心酸了。此实暗写甲午之战的惨败，而作者的悲痛心情亦饱含其中。
南宋姜夔作《齐天乐》咏蟋蟀，云:“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寄托了身世之感。况周颐此词于寄托的手法上承继姜夔，但深沉的家国之恨溢于纸端，所感之大远过于姜词。况氏自云:“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叙其作词之感受颇为真切。即作词之时，人与物已亦此亦彼、融而为一了。此词寓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颇见出一个旧时代爱国者的拳拳之心，正不可以与一般咏物词仅寓小我之悲者等量齐观。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兔死狐悲”，比喻遭遇不幸的人总是引起同命人的震惊和哀怜，这是因为同样的人生遭遇，塑造了同样的人生感受，故一人有难，同命者必怜之。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说的也是同样的感受。人生的伤心事莫甚于此者，那就是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朋友，突然死去，进而使自己联想到生的悲伤和死的幻灭。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第一部分
首先用点睛之笔大致介绍了凌准的“才”与“命”，凌准是个“才济命不济”的人，最后英年早逝。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第二部分
1、柳宗元介绍了凌准高贵的出身——他的祖先是尧舜手下的掌水之官，他的前辈凌统是三国孙权的大将，功勋卓著，威震江东。2、写了他渊博的学识，他身怀六艺，发愤写作，才华横溢，捭阖纵横。凌准是个学富五车的才子，他写了一首万言诗给当时的丞相，得到赏识，被提拔为崇文馆校书朗。诗中所讲的“天庭才炎 高文，万字若波驰”讲的就是这件事。凌准还著有30万言的《后汉春秋》，八万言的《六经解围人文集》。柳宗元称赞他“著书逾十年，赜靡不推”，并不是用虚言为死人溢美。3、写他的五大政绩，一是建中初年，凌准在邰宁节度使府中（又称征西府）以金吾兵曹的身份任掌书记，受到普遍好评。二是他出巡浙东以观察判官的身份安抚老百姓，惩治贪官污吏，官声很好。三是写他因为在浙东的政绩被皇上诏为翰林学士。四是写凌准在公元805年（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死后，朝廷大臣都认为五天以后再发丧，而凌准此时挺身而出，认为天下无主，必使四方猜疑，有野心的人乘机作乱，应该立即将皇上驾崩的消息通告天下；另立新主，诏告四方，以安定天下。当时的重臣王伾听从他的意见，第二天发丧，结果验证凌准的意见是准确的。由于及时发丧，确立了新君，天下人心安定，有异志者也不敢动。五是凌准在翰林院调度钱粮，公正廉明，使那些作奸犯科者、想从国家的钱财中捞一把的人为之整肃。柳宗元通过介绍凌准的政德、政行、政绩表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和练达利索的政治品格。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第三部分
柳宗元表达了对凌准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永贞革新”失败后，凌准开始被贬到四川河州作刺史，与柳宗元一样，永贞元年九月他是在赴河州刺史任的路上，再次被降职，被贬到更僻远的广东连州做司马。在他被贬的途中，他的母亲经不起儿子远谪他乡的打击，因病而逝。紧接着，他的两个弟弟死亡，而朝廷的命令却是被贬之人不能回家送丧，必须按期到任。凌准为此痛不欲生，涕泪横流。“泣尽目无见，肾伤足不持”——把眼睛哭瞎了，身体也垮了，不久便一命归天。“溘死委灵荒，臧获守灵帷”，天下的人都认为他是罪人、小人，连他的尸骸都不敢接近。人虽然死了，连个公正的评价都没得到，只有孤零零的灵幡和凄冷的寒风陪伴着他的孤坟。柳宗元是在为好友鸣不平，也是夫子自道，是对共同的不公正的命运和世道的谴责与抗争。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第四部分
柳宗元一往情深，无限感慨地回顾了二人的友谊。两人从认识开始便肝胆相照，后来同时因文章功夫被选拔为朝廷重臣。在“永贞革新”运动中砥柱中流、冲锋陷阵，改革失败后，又同时贬为刺史，再贬为司马。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壮志凌云，想为天下人谋福利、成仁义，想不到，一腔热血、几年艰辛，竟成了天下小人的笑柄。少年壮志和一生功名都化为泡影。接下来柳宗元表达了生死异路，从此永诀的巨大悲哀。死者已逝，而活着人还将在世人的冷眼和唾沫，在心魔的滋扰下倍受折磨。“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我歌诚自恸，悲独为君悲。”告别自己同命的亡友，柳宗元为朋友悲为自己悲，一颗孤心在泣血、颤栗，这不仅是共同的命运产生的强烈共振，不仅是为过去的事情而感叹。柳宗元似乎是在凌准灵前长明灯的光焰里看到了自己同样不幸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