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寄意的诗。诗题“金钱花”,然而其主旨并不在咏花,是借金钱花抨击了豪门贵族贪得无厌、残酷无情的本性。
起句“占得佳名绕树芳”,一开头,诗人就极口称赞花的名字起得好。“占得佳名”,用字遣词,值得细细玩味。“绕树芳”三字则不仅传神地描绘出金钱花柔弱美丽的身姿,而且告诉人们,它还有沁人心脾的芳香。这一句,作者以极为赞赏的口吻,写出了金钱花的名称、形态、香气,引人瞩目。
“依依相伴向秋光”,与上一句意脉相通。金钱花一朵挨着一朵,丛丛簇簇,就像情投意合的伴侣,卿卿我我,亲密无间,展示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景象。金黄色的花朵又总是迎着阳光开放,色泽鲜丽,娇美动人。作者把金钱花写得楚楚动人,可亲可爱,诗人笔下的金钱花是十分美丽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赞叹之情。
光就上两句看,诗人似乎只在欣赏花草。然其实作者匠心独运,旨意全在引起后边两句议论:“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笔锋一转,突发奇想:金钱花如此娇柔迷人,如果它真的是金钱可以收藏的话,那些豪门权贵就会毫不怜惜地把它全部掘尽砍光了!这二句,出言冷隽,恰似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戳穿了剥削者残酷无情、贪得无厌的本性,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们的丑恶本质。诗人的态度由充满热情转为一脸冷峻。由此可见,作者越是渲染金钱花的姿色和芳香,越能反衬出议论的力量。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诗的主旨。而后二句中作者故意欲擒先纵,先用了一个假设的口气,随后一个“尽”字,予以坚决肯定。诗意迭宕,显得更加有力。
罗隐的诗,笔锋犀利泼辣,善于把冷隽的讽刺与深沉的愤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堪称别具一格。这首诗像一把匕首将豪门贵族的假面具剥得精光,具有很强的讽刺和批判力量,充分表现出了这个特色。
白帝城危耸于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东白帝山之上,背负峭壁,前临大江,占据高峻山势,为三峡入口处著名胜景。杜甫晚年寄居夔州,咏白帝城作品颇多,此为其中之一。
“城尖经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起句突出“白帝城最高楼”之高:城高路险,城头遍插旗帜,而旗帜亦愁城楼高险,则人愁不言而喻。白帝城楼高耸于此缥缈之际,凌空若飞,诗人驻立楼前,极目四望,胸襟益开。其立足之高,视野之阔,使得全诗在未展开之前已笼罩于一种雄奇壮丽的气势之中。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一联是写楼头所见:忽而江峡若裂,云气昏晦,纵横怪石似龙盘虎踞,横卧波心;忽而江清水澈,日照当空,滩石于粼粼光影隐耀之中,又如鼋鼍怡然嬉游,阴晴气象殊异,而动人之处各不相让,两句并举,将楼头观景的倏忽万变写得活龙活现。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扶桑,为古神话中东方日出处一种神木,长约数千丈;弱水,为古神话中西方昆仑山下一条水流。此处是诗人登高临深,不禁心驰神往,设想出虚幻之境:如见扶桑西边的枝条正与山峡相对,弱水东边的影子似与长江相随。此前的诗人用此二典,一般是“东观扶桑曜,西卧弱水流”(曹植)的写法,而杜诗反向用之,是紧扣诗题,极力渲染城楼之高,可望扶桑西向;极言江流之远,可接弱水东来。以虚境写实景,于虚实之间传达神韵。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诗人的目光又从愈见虚渺的远景上落回楼头,孑孑老者,倚杖望空,情境与首联“独立”句相似,面对苍茫浩荡之江水,立此险峻峭拔之峰,心与物化,问“叹世者谁子?”似已达到忘我境界。但毕竟执着难遣,惟有泪洒天半。诗人一生漂泊,年逾半百仍不得归所,写此诗时离安史之乱平息不过三四年,朝野间百废待兴,国恨、乡愁,平生叹喟,郁积于胸,只有回首归去,让这地老天荒的萧瑟苍凉之感逐渐淡化消释于心罢了。
这是一首句法用律体而音节用古体的拗体七律,其情绪勃郁,声调拗怒,互相配合,突破了七律中传统的和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加上格局严谨,首联叙写楼高,二联摹写近景,三联拟想远境,末联感慨身世,起、承、转、合,诗法井然。正如清人王嗣奭《杜臆》评“此诗真作惊人语,是缘忧世之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叹世二字,为一章之纲,泣血迸空,起于叹世。以迸空写楼高,落想尤奇。”
这是一首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篇。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诗的首联紧扣题目总写湖水。前一句点出钱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楼观参差”景象,两个地名连用,显示诗人是在一边走,一边观赏。后一句正面写湖光水色:春水初涨,水面与堤岸齐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连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态天容。
颔联从静到动,从全景的写意到细节的工笔。先写仰视所见禽鸟,莺在歌,燕在舞,显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机。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莺声婉转,流传播春回大地的喜讯;燕子勤劳,又启迪人们开始春日的劳作,都写出了初春的生机。“几处”二字,勾画出莺歌的此呼彼应和诗人左右寻声的情态。“谁家”二字的疑问,又表现出诗人细腻的心理活动,并使读者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
颈联写俯察所见花草。因为是早春,还未到百花盛开季节,所以能见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东一团,西一簇,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而春草也还没有长得丰茂,仅只有没过马蹄那么长,所以用一个“浅”字来形容。这一联中的“渐欲”和“才能”又是诗人观察、欣赏的感受和判断,这就使客观的自然景物化为带有诗人主观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读者受到感染。
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燕新来的动态;以“乱”“浅”“渐欲”“才能”,状写花草向荣的趋势。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把诗人边行边赏的早春气象透露出来,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受到激赏,正是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钱塘湖春行》以上两联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只是白诗铺展得更开些。尾联略写诗人最爱的湖东沙堤。白堤中贯钱塘湖,在湖东一带,可以总揽全湖之胜。只见绿杨荫里,平坦而修长的白沙堤静卧碧波之中,堤上骑马游春的人来往如织,尽情享受春日美景。诗人置身其间,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心旷而神怡。以“行不足”说明自然景物美不胜收,诗人也余兴未阑。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诗人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优美诗歌来。
前人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又说“乐天诗极深厚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田雯《古欢堂集》)。这首诗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把精心选择的镜头写入诗中,形象活现,即景寓情,从生意盎然的早春湖光中,体现出作者游湖时的喜悦心情,是当得起以上评语的。
这首诗,前二句是写过宋之问旧庄,后二句则写对旧庄而有感。
第一句“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是交代事件和地点,用场景的描写勾勒出萧瑟零落的场景,为全诗奠定感情基调。
第二句“枉道祇从,吟诗许更过”,是全诗的主旨。杜甫之所以枉道过宋庄,而且那么匆忙,主要在于他相当尊重宋之问的诗作,所以他说:为了吟诗,也许会再一次访问这位诗坛前辈的故居。宋之问媚附张易之等权贵,以善写应制诗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其人杜甫是不取的,所以全诗只及其诗,不及其为人。杜甫能做到不因人废诗。
第三句,“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是说访宋之问的子孙家世,对着依然如故的山河,感到十分冷落、孤寂。为宋之问“迹在人亡”而感到悲伤。
末句“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是通过将军树来借景抒情,增加了悲凉的色彩,通过该句把悲凉的气氛勾勒出来,悲凉之情呼之欲出。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