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头云：“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词人首先表示了自己对挚友马中玉的尊敬和惜别之意。下文，词人对马中玉于己的难舍难分之情，又做了最“知己”的表述：“故将别语恼佳人，欲看梨花枝上雨。”“故将”二字，用语极其巧妙，词人明知马中玉对自己的感情，一旦分手，必定会流泪哭泣，却故意用诙谐语气调侃友人。是词人为打破与马中玉分手时的难堪局面，而故意用分别的话语来挑逗对方使他落了泪。这就是说，词人把勾起友人抛洒惜别眼泪的罪责，归在自己身上了。其实，词人行为的实质，正是用诙谐之语去安慰对方，是故意把分手时滚涌眼泪的情感淡化下来，从此可以看到词人对友人的挚爱之情，是非常的深切真诚。
下片“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则着重转向了对自己内心的描写。词人把自己离杭赴京的处境比作了“落花”，说它的凋落花瓣已经被回风吹逐而去了。其实，落花本是无心逐风的，只是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那花枝上的春莺懂得其中真情，它站在枝头上啾啾哀鸣，正在倾诉着内心的烦恼——词章以物观我，逸笔韵远，发人深思。末二句则痛书别去：“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词的感情直泻而下，有如山洪奔腾无可挽阻。这词情正与马中玉赠行词之“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遥相呼应，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这是一首作答词，全词赋陈铺叙，又寄托感发；意内言外，而回荡反复。给人以真挚自然，悲从中起的艺术感受。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七七。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关于这首诗，《唐诗纪事》上有一则饶有趣味的记载：“涉尝过九江，至皖口（在今安庆市，皖水入长江的渡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涉曾任太学博士）也。’其豪酋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赠一绝云。”这件趣闻不但生动地反映出唐代诗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和所受到的普遍尊重，而且可以看出唐诗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广泛──甚至可以用来酬应“绿林豪客”。不过，这首诗的流传，倒不单纯由于“本事”之奇，而是由于它在即兴式的诙谐幽默中寓有颇为严肃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感慨。
前两句用轻松抒情的笔调叙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这似乎是“遇盗”的典型环境；此处却不经意地点染出在潇潇暮雨笼罩下一片静谧的江村。环境气氛既富诗意，人物面貌也不狰狞可怖，这从称对方为“绿林豪客”自可看出。看来诗人是带着安然的诗意感受来吟咏这场饶有兴味的奇遇的。“夜知闻”，既流露出对自己诗名闻于绿林的自喜，也蕴含着对爱好风雅、尊重诗人的“绿林豪客”的欣赏。环境气氛与“绿林豪客”的不协调，他们的“职业”与“爱好”的不统一，本身就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它直接来自眼前的生活，所以信口道出，自含清新的诗味。
三、四两句即事抒感。诗人早年与弟李渤隐居庐山，后来又曾失意归隐，诗中颇多“转知名宦是悠悠”、“一自无名身事闲”、“一从身世两相遗，往往关门到午时”一类句子，其中不免寓有与世相违的牢骚。但这里所谓“不用逃名姓”云云，则是对上文“夜知闻”的一种反拨，是诙谐幽默之词，意思是说，我本打算将来隐居避世，逃名于天地间，看来也不必了，因为连你们这些绿林豪客都知道我的姓名，更何况“世上如今半是君”呢？
表面上看，这里不过用诙谐的口吻对绿林豪客的久闻其诗名这件事表露了由衷的欣喜与赞赏（你们弄得我连逃名姓也逃不成了），但脱口而出的“世上如今半是君”这句诗，却无意中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诗人生活的时代，农民起义尚在酝酿之中，乱象并不显著，所谓“世上如今半是君”，显然别有所指。它所指的应该是那些不蒙“盗贼”之名而所作所为却比“盗贼”更甚的人们。
这首诗的写作，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阴”的味道。诗人未必有意讽刺现实、表达严肃的主题，只是在特定情景的触发下，向读者开放了思想感情库藏中珍贵的一角。因此它寓庄于谐，别具一种天然的风趣和耐人寻味的幽默。据说豪客们听了他的即兴吟成之作，饷以牛酒，看来其中是有知音者在的。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kuí）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这是其中一首。
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歌。它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内心活动。
首句“杨柳青青江水平”，描写少女眼前所见景物，用的是起兴手法。所谓“兴”，就是触物起情，它与后文要表达的情事。并无直接关系，但在诗中却是不可少的。这一句描写的春江杨柳，最容易引起人的情思。
次句"闻郎江上唱歌声"叙事。在这动人情思的环境中，这位少女忽然听到了江面上飘来的声声小伙子的歌声。这歌声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江水，溅起一圈圈涟漪一般，牵动了姑娘的感情波澜。
三、四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写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今天从他的歌声中多少听出了点情意，于是她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句，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表现出初恋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感情。
此诗以多变的春日天气来造成双关，以“晴”寓“情”，具有含蓄的美，对于表现女子那种含羞不露的内在感情，十分贴切自然。最后两句一直成为后世人们所喜爱和引用的佳句。
用谐音双关语来表达思想感情，是我国从古代到现代民歌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这首诗用这种方法来表达青年男女的爱情，更为贴切自然，既含蓄，又明朗，音节和谐，颇有民歌风情，但写得比一般民歌更细腻，更含蓄。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传诵。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