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首章开口即是突兀而发的呼告之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这呼告初听令人摸不着头脑，细细品味又不免莞尔而笑：诗行中分明透露着，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仲子）大约有点情急，竞提出了要翻墙过园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须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是要遭父母、国人轻贱和斥骂的；她想：“倘若心上人也如此鲁莽，可教我把脸儿往哪里搁？”于是便有了开章那三句的突发呼告。这呼告是温婉的，一个“将”（愿）字，正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几多情意；但它又是坚决的，那两个“无”（不要）字，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读者读得再深入些，当还能想见女主人公此刻因惶急而变得苍白的面容，还有“仲子”那因被拒绝而失望的神情。
这失望也为女主人公感觉到了，诗中由此跳出了一节绝妙的内心表白：“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前一句反问问得蹊跷，正显出了女主人公的细心处，她唯恐“无折我树杞”的求告，会被心上人误会，故又赶紧声明：“岂敢爱之？畏我父母。”——我不是吝惜杞树，我只是怕我父母知道；因此虽然爱着你，却不能让你翻墙折杞前来，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这番对心上人作解释的自白，一个“畏”字，吐露着她对父母的斥责，竟是如何的胆战心惊。这样一来，仲子却也不是完全绝望。“仲可怀也”三句表明，可怜的女主人公在担心之余，毕竟又给了心上人以温言软语的安慰：“我实在是天天想着你呀，只是父母的斥骂，也实在让我害怕呀……”话语絮絮、口角传情，似乎是安慰，又似乎是求助，活脱脱画出了热恋中少女那既痴情、又担忧的情态。
第二、三两章初看只是对首章的重复，其实却是情意抒写上的层层递进。从女主人公呼告的“无逾我里”，到“无逾我墙”、“无逾我园”，可推测她那热恋中的“仲子”，已怎样不顾一切地翻墙逾园、越来越近。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于“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多么森严和可怕。由此品味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嚣嚣的舆论压力。
字面上只见女主人公的告求和疑惧，诗行中却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唯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俱可于诗中得之。中国古代诗论，特别推重诗的“情中景”“景中情”，《将仲子》所创造的，正是这种情中见景的高妙诗境。
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份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
这首咏物诗是咏杜鹃花的，诗层层相扣，渐次推进，先从杜鹃上着眼，然后过渡到杜鹃花，最终言志，表达故国之思。宋朝灭亡后，很多遗民诗借杜鹃典寄托亡国之恨，家芳之恋，一时成为风气。如谢枋得《春日闻杜宇》云：“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梁栋《禽言》云：“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连烟树。天津桥上一两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云：“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郑协《溪桥晚兴》云：“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都与真芳民这首诗一样，写得沉痛之极。
这首诗未写杜鹃花，先推本溯源，写杜鹃鸟。“愁锁巴云”，直接由杜鹃典生发，写杜鹃产地，使人自然地联系到望帝杜宇化成杜鹃的哀怨故事。诗把环境描写成愁云密锁，一片凄凉黯然，为全诗定调。望帝已化杜鹃，自然往事都空，渺如云烟，无法挽回，所以诗以“往事空”论定，第二句赶紧拉回，说杜鹃把满腔的遗恨，寄托在满芳遍野鲜红怒放的杜鹃花上。这不啻告诉人们，云空未必空，一切都可忘怀，但对故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又怎么能放得下呢？诗先抑后扬，极尽刻绘之能事，在写杜鹃时，顺笔带出杜鹃花，就与诗题不即不离，得咏物三昧。同时，透过咏物，诗人又把自己的心事沉入。杜鹃鸟的“愁锁巴云”与诗人愁锁故国大地的亡国之哀是相通的；杜鹃鸟将故国之思寄托在杜鹃花上，诗人也是将亡国之恨寄托在这首咏杜鹃花的诗中。因此，诗写得那么低沉，那么伤感。
颔联承上，仍写杜鹃鸟。杜鹃鸟的啼声犹如“不如归去”，又啼到口角出血，诗便由此展开。诗写道，它声声地悲啼着，但它的思归苦心，千万年来，向谁陈诉，谁能明白？因此它啼啊啼啊，啼出了血，染红了这万芳开放的杜鹃花。诗的写作手法与上联完全一致。只是将杜鹃的典故分成两个着重点来写，同样在句尾关联杜鹃花。在这联中，诗再次借杜鹃明志，杜鹃眷恋故国的心不改，千古难明，怨深恨长；诗人眷恋已经灭亡的宋朝，也是如此。诗人的血泪，也是像杜鹃一样流个不尽，到死不休。
颈联正式写杜鹃花。出句又承上，杜鹃啼血，染红杜鹃花，于是杜鹃花也就充满了愁思怨情，它在夜月的照耀下，丛生的枝叶，萦绕着青翠的烟雾。这句状夜中之花极神，因是写夜，诗便不再写花而写枝叶，既避免了重复，又与夜的朦胧融成一气，升腾起一片悲凉之气。对句改为虚拟，由冷月照射着的花，返带杜鹃鸟，说杜鹃鸟的精魄一定仍然记挂着往日锦江边的东风。这一点故乡之思，真是百死不悔。诗铸情造景，孤峭凄迷，神似李商隐的无题诗，缠绵感人。
尾联，诗借物明志，说这满芳的杜鹃花，是杜鹃的血染成，是杜鹃精魄的化身，充满思乡怨恨，行人见了，怎么能不因此而感动得凄然泪下呢？特地标举杜鹃花对行人产生的同是“怀乡恨”，于是前面六句都有了主题，行人的恨与杜鹃的恨就统一在一起了。
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见杜鹃花引起对家乡的思念，已低徊伤感；真芳民由杜鹃花引起的是亡国之恨，与李白比，真该愁肠九回，寸寸裂断，但这首诗比李白诗含蓄得多。倒是他的另一首《泊白沙渡》诗“离怀正无奈，况复听杜鹃”句，与李白诗一样，直截了当。咏物诗与一般写景抒情诗表现手法的区别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