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死于正德八年，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日：‘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暗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了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

　　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火姊共作模特儿 “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第二部分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龆，乃喜”，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 “与人妁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

　　文中描述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

　　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第三部分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

　　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人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该文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

　　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文章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作者用了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全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

　　纵观全篇，并没有过多作者强烈而直接的感情抒发，而是通过白描的手法对生活细节进行描述，却将自己厚重的感情融于字里行间，融于这些看似简单平凡的事件。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平凡淡然的背后却是隐藏着作者对亡母的深深的怀念与对亡母逝世的沉痛之感以及亡母高尚美好的品德。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一。盛唐七律本来不多，明代后，“诗必盛唐”的旗帜下，对盛唐七律研究见多。岑嘉州以七古著称，七律只有十二首，其地位与王维、李颀、高适并称。

　　从渭城西郊这个地点看，此诗当作于作者两次任安西都护府下级文职之间，在长安的时候(公元752-753年之间，时作者38-40岁)。安西，唐初设置的都护府，统辖境内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一作碎叶)四镇(天山东西，幅员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及其余军城。

　　《首春渭城西郊呈蓝田张二主簿》，这个标题要读明白，首春是时间，渭城(古咸阳，在长安附近)西郊是地点，呈，自下而上递书，说明当时作者地位在此人之下。蓝田张二主簿，其人不详。蓝田，在陕西，当是郡望，古时称人郡望也是尊敬，如称孟浩然为孟襄阳。张是姓，二是排行，主簿是官衔。唐代流行称排行，是敬称，如称李白为李十二、杜甫为杜二、白居易为白二十二、元稹为元九。宋代这种称呼渐少，但也有，如称柳永为柳七、秦观为秦七、黄庭坚为黄九。主簿，在汉代地位很高，唐宋以后权力则削弱了。主簿在中央各官署、地方衙门，都有设置，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是一个衙门里的最高幕僚。也和秘书长一样，主簿有大小，看是哪级衙门的主簿，比如今天的国务院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县政府秘书长，都叫秘书长，但级别却是相差悬殊。主簿也一样，有县衙主簿，八九品之间，有六部主簿，四五品之间，张二主簿当是中书、门下等某衙门主簿，当四五品，岑参此时只有八品左右，所以要呈了。

　　此诗格律为平起式首句入韵格，韵合八齐。平仄规范，对仗工稳。

　　首联交代地点和时令，写景有比兴，兼抒情。“回风度雨渭城西，细草新花踏作泥。”回风度雨，字面写初春风雨，寓意仕途蹉跎。细草新花踏作泥，字面写景，而言外有寓意。细草新花，表面写春天刚刚萌芽的花草，实际上也含蓄指自己才华待展而地位卑贱，踏作泥，含蓄指不得赏识。

　　颔联展开景色，“秦女峰头云未尽，胡公陂上日初低”，是写景，也是抒情，写景的意思明白，不论，此处重点分析所含之情;云雾缭绕于山头，有依附、依恋之意，未尽，不忍离去，依依不舍，是说虽然仕途不顺利，但依然不忍放弃。日初低，太阳开始西沉了，暗指作者年龄将要老了，40岁，对古人来说，尤其是仍然在做下层官吏的人来说是老了。给颈联留下了铺垫。

　　颈联抒情：“愁窥白发羞微禄，悔别青山忆旧溪。”对着镜子一看，白发见多，而自己还是一个七八品的小官，令人十分惭愧。岑参出身仕宦家庭，曾祖、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父亲也做过两任刺史，无颜面对祖先啊。早知道这样没出息，还不如干脆隐居，不出来做官呢。所以“悔别青山忆旧溪”。

　　尾联言志。辋川，在陕西，蓝田南。这是张二主簿的故乡。那里名胜多，风景美，适合隐居。王维就在那里有别业。“闻道辋川多胜事，玉壶春酒正堪携”，意思是说:听说辋川是个隐居的好地方，渭西的美景适合隐居，若能提着酒去和友人一起享受隐居的生活，心中不禁产生了羡慕(或欣喜)之情。

　　岑参最终以嘉州刺史致仕，从他的前中期仕途走向看，嘉州是个下等州，刺史最多四品，无论如何，总算没有辱没祖先。然而，他从30岁中进士，20多年间，主要经历在下层，对世事之艰难，体会是很深的。当年在边塞的建功立业雄心壮志，在蹉跎岁月中逐渐消磨殆尽。

　　这首诗章法严整，起承转合脉络紧密连贯，句法错落多变，语言多比兴，用形象说话，不发议论，修辞手法变换而不觉生硬，情深意挚。这首诗明清以来评价很高。明代主张诗必盛唐，主要指以李颀、王维、高适、岑参为正格，而把杜甫七律视为变格。

　　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

　　这是黄庭坚在太和知县任上登快阁时所作的抒情小诗。

　　一般说来，文章或诗歌开头往往较难，以致有的文学家常将其开头处砍去，这是因为开头处，作者还没有和作品的情境融为一体，因而容易作态。黄山谷此诗起首，用通俗口语娓娓道来，但又能构思奇妙，引人入境。诗人说，我这个呆子办完公事，登上了快阁，在这晚晴余辉里，倚栏远眺。这二句，看似通俗浅近，却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前句是用《晋书·傅咸传》所载夏侯济之语，“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坐痴，复为快耳！”后句用杜甫”注目寒江倚山阁“及李商隐”万古贞魂倚暮霞”之典，还多有翻新出奇之妙。“痴儿”二字翻前人之意，直认自己是“痴儿”，此为谐趣之一；“了却”二字，渲染出了诗人如释重负的欢快心情，与“快阁”之“快”暗相呼应，从而增加了一气呵成之感此为妙用二；“倚晚晴”三字，更是超脱了前人的窠臼。杜诗之“倚”，倚于山阁，乃实境平叙；李诗之“倚”，主语为“万古贞魂”，乃虚境幻生而成；黄诗之“倚”，可谓虚实相兼；诗人之“倚”，乃是实景，但却倚在无际无垠的暮色晴空。读此三家，宛如一幅艺术摄影，在晚霞的逆光里，诗人与亭阁的背影。

　　不仅如此，“倚晚晴”三字，还为下句的描写，作了铺垫渲染，使诗人顺势迸出了“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绝唱。远望无数秋山，山上的落叶飘零了，浩渺的天空此时显得更加辽远阔大，澄净如玉的澄江在快阁亭下淙淙流过，一弯新月，映照在江水中，显得更加空明澄澈。这是诗人初登快阁亭时所览胜景的描绘，也是诗人胸襟怀抱的写照。读这样的诗句，不禁使人想起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谢脁“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的名句。但黄山谷之句，既汲取了前辈的养料加以锻炼熔造，又是新的境界再现。所以前人曾评此二句道：“其意境天开，则实能劈古今未泄之奥妙。”（张宗泰《鲁斋所学集》）

　　五、六二句，是诗人巧用典故的中句。前句用伯牙捧琴谢知音的故事。《吕氏春秋·本味篇》载：“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后句用阮籍青白眼事。史载阮籍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所悦之人，“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诗人这二句大意是说，因为知音不在，我弄断了琴上的朱弦，不再弹奏，于是只好清樽美酒，聊以解忧了。此处“横“字用得很生动，把诗人无可奈何、孤独无聊的形象神情托了出来。

　　结句诗人说自己希望能坐上归船，吹弄着悠扬的长笛，回到那遥远的故乡——我的这颗心呵，早已和白鸥订好盟约了。从全诗的结构看，这个结尾是相当精彩的：起首处诗人从“痴儿了却官家事”说起，透露了对官场生涯的厌倦和对登快阁亭欣赏自然景色的渴望；然后，渐入佳境，诗人陶醉在落木千山，澄江月明的美景之中，与起首处对“公家事”之“了却”形成鲜明对照；五、六句诗人作一迭宕：在良辰美景中，诗人心内的忧烦无端而来，诗人感受到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自己的胸怀无人理解的痛苦。那么，解脱的出路何在呢？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诗人的“归船”、“白鸥”之想。这一结尾，不但呼应了起首，顺势作结，给人以“一气盘旋而下之感”（潘伯鹰评语）。而且意味隽永，让人想象无穷。

　　全诗明白如话，因景抒情寄慨，字字紧扣，层层关联，用典贴切，无一字无来处，体现了江西诗派用字新奇、笔力雄健的特点。

　　此诗极受后人称赏。姚鼐称此诗“豪而有韵，此移太白歌行于七律内者”；方东树评析说：“起四句且叙且写，一往浩然，五、六句对意流行。收尤豪放。此所谓寓单行之气于排偶之中者。”这些评析都是十分切中肯綮的。翁方纲评黄山谷诗云：“坡公之外又出此一种绝高之风骨，绝大之境界，造化元气发泄透矣。”细吟此诗，当知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