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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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秦客向东野主人发问道：听说前人有这样的说法：“太平时代的音乐安宁而快乐，亡国之际的音乐哀伤而怀思。”太平和混乱是政治上的事，却在音乐上得到应和，所以哀伤怀思的感情就体现在金石上，安定快乐的形象就表现在管弦中。另外孔子聆听韶乐，了解了大舜的德行；季札听音乐，知道了各国的风气。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前辈贤人从未怀疑过。现在您却以为声音没有哀乐，这是什么道理？如有好的见解，请说出来让我听听。主人回答说，这个道理沉埋已久，没人愿意发掘阐发，所以使得历代的人都搞乱了名实，现在承蒙您的启发，我就来粗略地说一说它的道理。天地共同运作，万物借以生长，寒来暑往，五行因此形成，表现为五色，发出为五声。声音的产生好比是气味散布在天地之间。声音的好和不好，虽然会遭遇到浑浊混乱，但是它的本体却是自己原来的样子，不会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因为别人的爱憎、哀乐而改变性质呢。等到各种音调会合在一起，声音和谐，这是人心最高的愿望，情欲集中的所在。古人知道情感不能放纵，欲望不可穷极，所以就借着他所享用的音乐，常常加以节制，使得人们哀怨而不至于伤心，快乐又不至于过分。人们根据事物的性质给予相应的名称，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称号，例如哭泣就称为悲哀，歌唱就称为快乐，这是一个大体的情况。然而孔子说“音乐啊，音乐啊，难道只是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同样道理，悲哀呀，悲哀呀，难道指的只是哭泣吗？由此说来，玉帛之类的礼品不是诚敬之心的实体，歌唱哭泣也不是哀乐的主宰呀。怎样才能说明这一点呢？各地的风俗不同，歌哭所表示的意思也不同，假如打乱了来使用，有的人就会听到哭泣感到高兴，有的人则会听到歌唱觉得悲哀，然而他们心中有哀乐之情却是一样的。现在用同样的哀乐之情却发出了千差万别的声音，这不是说明了声音和感情的关系是不固定的吗？然而声音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是最能感动人的，辛劳的人歌唱自己的遭遇，快乐的人用舞蹈来表达他们的快乐。心中有悲痛之情，就会说出哀伤激切的话，把话组织起来就成了诗，把声音组织起来就成了音乐。人们一起歌咏，围聚在一起倾听，内心被和声打动，感情受到悲苦的语言的感染，叹息还没有止息，就已经泪流满面了。悲哀之心藏在心中，遇到和声便发泄出来，和声没有形象，但是悲哀的内心却是有主宰的。以有主宰的内心，借着没有形象的和声然后发泄出来，他所感觉到的，也只有哀伤而已。他哪里知道“大风吹着万千孔穴，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孔穴自己发出的，却不关大风”的道理呢？风俗的流播于是成了政事的反映，所以史官要弄清政治教化的成功和失败，考察一国风气的兴盛和衰退，抒发感情，讽刺统治者，所以说“亡国之音哀伤而怀思”啊。喜、怒、哀、乐、爱、憎、惭、惧，这八种情感是老百姓用来接触外物传达感情，区别物类的名称，是不可乱用的。味道用甘苦来称呼，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因为甲品德好而喜欢他，因为乙愚蠢而讨厌他，那么喜欢或者讨厌就应该是属于我的感情，贤和愚就应该是属于对方的品性，难道可以因为我喜欢那个人就称他为喜欢的人，我讨厌那个人就称他讨厌的人吗？我喜欢这种味道就称之为喜味，我怒恨这种味道就称之为怒味吗？据此说来，客体和主体有不同的功能，他和我就应该用不同的名称。声音本来就是以好和不好作为主体，跟哀乐没有关系；哀乐本来就是感情受到激发以后发露的结果，与声音无关。误配的名实全都分离，问题就可以看清楚了。况且季札在鲁国采集诗歌，考察礼制，以此来辨别风雅，哪里只是根据声音来判断优劣呢？又孔子聆听韶乐，感叹音乐与德行一致，所以赞叹，哪里就一定是仅凭声音才知道虞舜的德行，然后赞叹呢？现在我粗略地说明一个方面，也可以了解一个大概了。
秦客诘难说，诚然，各地的风俗不同，唱歌哭泣表示的意思也不一样，然而人们哀乐的感情却不能不表现出来。内心受到触动，声音便从心中发出，虽然寄托于别的声音，借寓在余响里，善于听音乐的人总还能听懂，不会让音乐中的感情错过。从前伯牙弹琴，钟子期就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下人敲磬，子产就知道他内心悲哀；鲁国人早晨哭泣，颜渊知道他与儿子分别。这几位哪里是从固定的音符中得到智慧，在曲调中受到验证呢？内心悲哀神色就会发生变化，感情悲伤声音就会变得哀切，这是自然的反应，不可缺失，只有精神清明的人才能精通。善听音乐的人不会因为声音众多感到困难，不善听音乐的人也不会声音单调就感觉容易。不能因为没有遇到善听音乐的人就说音乐没有可以听懂的途径，看到各地风俗的多变就说声音中没有哀乐。您又说：贤德的人不应该用爱来称呼，愚笨的人不应该用憎来称呼。然而这也是因为有了贤德才会引起别人的爱，有了愚笨才会引起别人的憎，只是同一个主体不该共用两个名称啊。哀乐的产生也是有缘故的，这是声音使我悲哀，声音使我快乐。如果哀乐确由声音引起，那声音中有哀乐就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将名实分离开来呢？您又说，季札采集诗歌，考察礼仪，以此来辨别风雅；孔子感叹《韶》乐与德行一致，所以赞叹不已，这是什么话啊？况且师襄演奏乐曲，孔子得以目睹周文王的容貌；师涓奏乐，师旷从中听出了亡国之音，哪里是讲明诗意后才下判断，演习礼仪后才作评论的呢？这都是直觉领悟，用不着等到积累了平日的见闻就已经能判断好坏了，所以前代史书当作佳话记载下来。现在您凭借着浅陋的见闻，用您的见识为标准来作判断，这不是抹杀了前人精细的见识，辜负了夫子神妙的体察吗？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虽然歌唱、哭泣所表示的意思千差万别，但善于听声的人总能够听懂，不用借助于固定的声音，也无须用曲调来验证，钟子期一类人就是如此。这是因为虽然内心悲哀的人表面上说说笑笑击鼓跳舞，内心喜悦的人表面上捶胸哀叹，却仍然不能控制外表，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用假象来欺骗旁人啊，您却认为这已经说明声音是不固定的，仍说是声音中有哀乐啊。您又说，季札听音乐借此了解各国的风俗，师襄奏曲子，孔子得以目睹周文王的容貌。照您这样说起来，那就是文王的功勋品德和风俗的盛衰都可以体现在声音里；声音的强弱也可以传递到后世；师襄、师涓的灵巧又能在将来得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皇五帝的事迹就不会在今天断绝，哪里只会残留寥寥几件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表现文王的曲子就会有固定的曲调，《韶》、《武》的音乐也有一定的旋律，不会搀杂着其他的变化，奏出别的调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先前您所说的声音与感情没有固定的搭配，钟子期听音乐触类旁通的说法，就说不通了。如果声音和感情的关系是不固定的，钟子期触类旁通的事真的是有的，那么说孔子识别精微，季札善于听乐，就是虚妄不实的。这都是俗儒随意乱记，想要让天下人迷惑声音的道理，不说音乐的道理不过如此，只是让人觉得音乐神秘难懂，恨不得当下就遇到善听的人，羡慕古人而自叹不如，这就是他们用来欺骗后人的方法啊。依类推理辨别事物应该先求得自然的道理，道理确定以后，再借古义来证明它。现在您还没有在心中求得这样的道理，却只是依凭前代的记载作为言谈的根据，照此推论下去，恐怕就是最精于算计的人也是无法掌握的啊。您又诘难说，哀乐的产生如同爱憎是由贤德和愚笨引起的，这就是说，音乐使我悲哀，音乐使我快乐；如果哀乐真由声音而起，那就说明声音中是有哀乐的。色彩有好看的和难看的，声音有好听的和难听的，这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至于爱还是不爱，喜欢还是不喜欢，人们感情的变化，心理对事物的反应只限于这一点，但都与内心的感情没有关系，只是接触到外物之后形成的。至于哀乐却不然，本来是因为碰到事情，预先郁结在心中，只是借着和声而发泄出来；所以前面已经说明了声音与感情并不固定，现在再借这个话题来确定它们的名实关系。不是说哀乐借着声音发泄出来，就像爱憎是由贤德和愚笨引起的一样啊。然而和声感动人心如同美酒激发感情一样。酒以甘苦为属性，而醉酒的人却用酒来发泄感情。人们见到有人借音乐来发泄自己的悲欢，就说音乐是有哀乐的，其荒谬就像不能因为看到有人借酒宣泄，就说酒中有喜有怒一样。
秦客诘难说：通过观察气色来考知内心，这是天下通用的方法。人心变化于内，神色相应地表现于外，这是明显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您不怀疑。声音是精气激发的结果，内心受到感触而发生波动，声音便随着内心变化而发出。内心情感有强有弱，声音也就有高有低。神色的变化和声音的变化都表现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对声音反映内心这一点却偏偏要怀疑呢？既然喜怒哀乐会表现在脸色上，那么哀乐也应该体现在声音中。声音本来就是有哀乐的，只是不懂的人听不懂罢了。至于钟子期一类人，虽然遇到不固定的声音，却依然能聪颖地独自领会。盲人即使站在墙壁前也仍然一无所见，而离娄站在百尺之外却能把细毛看得清清楚楚，据此说来，人们视力的强弱的确不一样。不能以盲人的视力为标准，怀疑离娄明锐的视力。用一般人的听力，去猜疑钟子期的听力，把古人的记载统统说成是虚妄不实的。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内心受到感触而发生波动，声音便随着内心变化而发出，内心情感有强有弱，乐曲也就有高有低。哀乐之情一定体现在声音里，钟子期之类的人虽然听到了不固定的声音，却能听懂其中的意思。如果一定要按照您的说法，那么浊氏和质氏的致富，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时的饥饿、卞和的冤屈、伯奇的悲哀、蔺相如的满怀愤怒、陈不占的恐惧，这些形形色色的情态，假如让他们每个人各唱一首歌，一起来弹几声琴音，那么钟子期这样的人一定会听出各自的情感了。您的意思是说，听声音的人不会因为乐曲的多少改变思路，考察感情的人也不会因为声音的大小觉得有什么不同，只要是同一个人发出的声音，就能识别其中的意思。如果声音是从地下发出的，那么师旷这样的人也应该会吹动律管来考核它的声音，判断南风是否强劲，区别雅声和郑声的淫荡和雅正吗？吃辛辣的食物而流泪与大笑而流泪，烟熏眼睛而流泪与悲伤难过而流泪，同样都是流泪，如果让易牙来品尝，一定不会说高兴的眼泪是甜的，哀伤的眼泪是苦的，这是可想而知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肌肉汗液一受到挤压便流了出来，与高兴和哀伤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是过滤酒的布袋筛子，虽然榨酒的工具不同，但酒味却是不变的。声音也是从身体中发出的，为什么偏偏就包含着哀乐的道理呢？况且《咸池》、《六茎》、《大章》、《韶》、《夏》，这些都是先王最好的音乐，是用来感动天地鬼神的。如果现在一定要说声音没有不体现主体，传达他的感情的话，那么最好的音乐就一定不能托付给盲人乐师，一定要圣人亲手演奏，这样才能使雅正之音得以保全。“舜命令夔敲击石头，各种声音和谐鸣响，天神和凡人其乐融融。”据此说来，最美好的音乐虽然由圣人创作，却不一定圣人亲自演奏。为什么呢？因为声音有自然的和谐，却无关人的感情。和谐的声音是成功于金石一类的乐器，最美的乐声也是从管弦乐器中得到的。纤细的毫毛本身还是有形体可以被观察的，所以离娄和盲人的目力高下可以据此判断，假如用水来增加水的话，谁还能来加以区别呢？
秦客诘难道：虽然各种比喻都有缺陷，足以招致非难，然而基本的道理应当还是可以说明的。像介葛庐听到牛叫就知道它的三条小牛都成了牺牲；师旷吹起律管就知道南风不强劲，楚军必失败；羊舌母听到小儿的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将倾败家室。所有这些事例都见效于古时，所以都见于记载。据此推论，那么盛衰吉凶没有不包含在声音里的。现在假如还把这些事都说成是虚妄，那么从前的记载都要成为废弃之物，毫无用处了。如果说这就是通达的言论，那是不够妥帖的。如果您能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显示出所以如此的原由，如果论点和事实都说得通，我希望能再聆高论。
主人回答说：我以为能举一反三的人，只要能懂得意思是可以忽略言辞的，所以我前面的论述就简略而不详尽。现在又有劳您反复发问，我怎敢不充分地表达我的意思呢？鲁牛能知道它的小牛连续成为牺牲，为三条小牛的丧生而伤心不已，满含悲怨多年，向介葛庐诉苦。这是因为牛心与人心相同，只是跟兽的外表不同而已。但这样的事又是我所怀疑的。况且牛不是人类，没有相通的途径，假如鸟兽都能说话，介葛庐秉性不同独能听懂它们的语言，这是因为他懂得了它们的语言，进而和他们来讨论事情，这就好比译者传译不同的语言，这不算是因为考察声音才了解他们的情况，那么就构不成非难我的理由。如果说有智慧的人只要接触外物就能通达理解，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姑且先来讨论容易理解的事。请问：圣人刚入胡地是不是就应该会懂得胡语，诘难者一定会说，懂得的。那么怎么解释他掌握胡语的道理呢？我愿借您的诘难来确立一个判断认识的标准。也许是与胡人接触而懂得了他们的语言吧？还是吹律管来校验它们的声音呢？还是观察人的气色因而了解他们的内心呢？（如果是观察气色来了解内心的话），那么了解内心根据的是气色，虽然不说话，人们仍然是会知道的，了解内心的途径可以不必通过语言。如果是通过吹律验声来了解人的内心的话，那么如果对方心里想着马却误说成鹿，那么考察的人就应该由口说的鹿知道他心中想的是马。这说明内心没有配合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心意。如果是与人接触而懂得了对方的语言，那么这和小孩子跟老师学习语言，然后懂得对方的意思一样，那又算什么聪明值得夸耀呢？语言不是自然一定的东西，各个地方风俗不同，同样的事物称呼不同，只是随便用一个称呼作为事物的标志罢了。圣人通晓道理，所以说自然存在的一切都可以寻出它的理路，无论多么细微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这样：）假如道理不通，那么虽然是很近的东西他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域外之言是不能勉强懂得的。以此类推，介葛庐听不懂牛鸣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您又诘难说，师旷吹律管，知道南风不强劲，多暗示楚国失败的声音，但这又是我所怀疑的。请问师旷吹律管的时候是楚国之风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楚风距离晋国有千里之遥，律管的声音到不了楚国。如果是正好认出了楚风来到了律管中呢，那么楚国的南面有吴国、越国，北面有魏国和宋国，如果看不到它的源头，又怎么能认出是楚风呢？大凡阴阳二气相互激荡，然后形成风。气与气互相感荡，碰到大地才发出风来，怎么会风在楚国形成却跑到晋国来了呢？况且律吕分四季之气，季节到了气就发动，音律应和，灰也移动，这都是自然的因果联系，不需要借助人来发生作用。上生下生，这是用来协调五声的和谐，安排刚柔位置的方法。然而音律有一定的声响，虽然冬天吹中吕，它的音还是丰满而没有减损。现在用晋人的气息去吹没有减损的音律，楚国的风怎么能进入律管与晋人之气一起变化呢？风没有形状，风声和音律不相通，那么验证事理的地方（晋国）与声律无关，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该不会是师旷见多识广，自己知道胜败的迹象，想要稳固众人之心，就假托神秘，如同伯常骞答应许景公长寿吧？您又诘难说：羊舌母听到小孩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会败家。那我再要请问：羊舌母是怎么听出来的？是因为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呢？还是因为曾经听到小孩的哭声像这样的粗大而不祥，今天的哭声像从前的哭声一样，所以知道他会败家呢？如果是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话，那就不符合声有哀乐的道理。虽说是听小孩啼哭，却不是从小孩哭声中得到验证的。如果因为过去听到的哭声不祥，就认为现在的啼哭也一定不祥，那是用甲的声音为标准来考察乙的哭声。声音对于人心，犹如形体对于人心。有形貌相似而内心不同的，也有形貌不同却内心一样的。何以见得呢？圣人内心的道德都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形貌却各各不同。如果内心一样却形貌不同，那又谈什么观察外形来了解内心呢？况且嘴巴激发气息发出声响，与箫笛受到气息发出声响又有什么不同呢？哭声的好还是不好，并不由小孩嘴巴的好坏决定，就像琴瑟的清浊不取决于演奏者技巧的高低。内心能辨别乐理，又善于评论，却不能将箫管演奏得流畅顺利，这就像盲人乐师虽然精通作曲，却不能把乐器演奏得悦耳动听一样。乐器不借助巧妙的盲人乐师而优良，箫管也不因为聪慧的内心而更流利。那么内心和声音明显是两回事。既然这确是两回事，那么想要考察感情就不应停留在观察外貌上，了解内心也不须借助于声音。考察者想要通过声音来了解内心，这不是不得要领吗？现在晋国的阳舌母没有经过考察验证，一味相信昨天的声音，用来证明今天的啼哭，这岂不是偶然碰对了前代的一件事，好奇的人便跟着称扬吗？
秦客诘难说：我听说失败的人不以逃跑为羞耻，这是为了保全自己。现在我心里还不满足，再要从其他方面来加以诘难。现在心情平和的人听到筝笛琵琶的声音，就形态浮躁，心情激动；听到琴瑟的声音，就形态安静，内心悠闲。同样的乐器中，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感情就随之变化。奏起秦地乐曲，听众就会赞叹羡慕，慷慨激动；奏起齐楚之音，听众就会情思专一；奏起悦耳动听的乐曲，听众就会欢快放松，心满意足。心情随着乐声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如果烦躁和宁静是由乐声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哀乐排除在外，只说音乐是至和之声，没有什么感情不能被触发，把大同归于声音，把众多的变化归于人的感情呢？这岂不是只知道一方面却不知道另一方面吗？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琵琶、筝、笛令人烦躁激越。又说，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情感便随之变化。这确实是常常让人感觉到的。琵琶、筝、笛，声音短促而高亢，变化多而节奏快。用高声统领快节奏，所以就使人形体烦躁，心情激越。这就如同铃铎之声让人警觉，钟鼓之音令人惊心，所以有人说“听到战鼓声，就怀想指挥官。”这是因为声音有大小，所以会让听众有激烈或安静的感觉。琴瑟这种乐器，声音悠长而低沉，变化少而声音清。音低沉加上少变化，如果不凝神静听，就不能充分领略清和之音的至美，所以听众便会形态宁静而内心安详。曲调不同就像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齐楚的曲调大多沉重，所以听众的感情便专一；旋律变化少，所以听众的思虑便专注。好听的曲子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会聚了五音的和声，它的本体丰富而作用广泛。因为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所以听众的心便受到各种情况的牵制；因为会聚了五音的和声，所以听众便欢乐放松，志得意满。然而这些乐曲都是以单调、繁复、高亢、低沉、好听、难听作为属性的，而听众的感情则以烦躁、宁静、专一、放松作为反应。这就好比人们在都市游览观赏，就会随意观望，心情放松；聆听乐曲，就会静心思虑，容貌端庄。这就是说，声音的本体完全在于节奏的快慢。听众感情对乐曲的回应，只限于烦躁和宁静。（这一段中嵇康用两类事例来说明“躁静由声”的道理。乐器的特性和曲调的旋律都会使听众引起不同的感受，这里心对于声的反应是被动的，那么能不能据此进一步推论说，哀乐也是由声引起的呢？嵇康的回答是否定的。“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接收者受到音乐的感染只限于躁静这种接近于生理反应的现象。这里要思考躁静与哀乐同样都是属于欣赏者的心理感受，二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曲调常常不一样，听众的感情对待曲调的变化，就好像滋味不同嘴巴总能辨别一样。滋味虽然很多，但都是美味；曲调虽然多样，但都是和谐。美味有甘甜，音乐有和谐。然而乐曲的情调，全都止于和谐的声音。品尝美味的嘴巴，全都止于甘美的味道，哪里会有哀乐之情容留其间呢？然而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按照各自的理解，把内心情感宣泄出来。如果内心平静和谐，哀乐适中，那就没有什么需要首先发泄的偏重之情，所以得到的感应就只是烦躁或宁静。倘若有感情需要发泄，就是预先有感情占据内心，就不是平静和谐的心态。据此说来，烦躁、宁静是音乐的功效，哀乐是听众感情的主使，不能因为见到声音有躁静的反应，就说哀乐也是由声音引起的。况且声音虽有强烈和宁静，却各有一种和谐。和谐所感发的情感没有不是从自身发出来的。何以见得呢？宾客满堂，酒喝得尽兴时奏起了音乐，有人听了高兴得欢笑，有人听了悲伤得哭泣。这不是演奏的曲子把悲哀递给那个人，把欢乐送给这个人；音乐跟从前没有什么不同，听众却有欢乐悲伤不同反应，这不是同《庄子》中讲的大风是同一的，但从各种孔穴中发出的声响却是千差万别的道理一样吗？音乐正因为不包含喜怒，也就不包含哀乐。所以才能让听众的欢乐和悲哀一起呈现。假如借助不固定的声音，汇聚成统一的音乐，它所表达的都有一定的意思，那又怎么能统领各种思想，引发各种不同的感情呢？由此说来，声音以平静和谐作为自己的本体，却能感发不同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以所等待的外物为主，受到感触便发泄出来。这样的话，音乐与内心感情实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和轨迹，是不相交织的，怎么能把音乐的太和境界和哀乐之情搞在一起，把虚名加在哀乐之情上呢?秦客诘难说：您说强烈和平和的音乐各自有一种和声，和声所激起的感情没有不是从自身发出的，所以喝酒痛快时弹琴，会有人感到快乐，有人觉得悲哀。这是说偏重之情先积存在内心，所以内心快乐的人听到哀伤的音乐会将欢快之情发泄出来，内心悲哀的人听到欢乐的曲子也会将悲情流露出来。音乐本来是有确定的哀乐的，只是声音感化人比较缓慢，不能在仓猝间对听众发生作用，替换掉原来的感情。所以偏重之情接触到外物就发露出来，使听众中怀有悲哀和喜悦的人会同时产生反应。虽然哀乐二情同时表现，但对声音中包含哀乐的道理又有什么损害呢？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哀乐本来就有一定的声音，只是偏重之情不能一下子被替换，所以内心悲伤的人听到快乐的声音会感到悲哀。即使像你所说的声音有一定内容的话，那么如果重新演奏《鹿鸣》，这是快乐的曲子，如果让悲伤的人听到，虽然乐曲感化人缓慢，只是不能让他变得更高兴罢了，怎么会反而增加他的悲哀呢？就像一把火炬的火，虽然不能让屋子温暖，但也不应该再增加寒冷呀。既然火不是增加寒冷的物品，那么乐曲（《鹿鸣》）也就不是增加悲哀的器具。在厅堂上演奏曲子，听众中会同时感到欢乐和悲哀，实在是因为“至和”之声诱发了听众积存的感情，所以才使受到外物触发的感情得以充分地发泄出来。您诘难说，偏重之情遇到外物便流露出来，所以使得哀乐之情同时得到反应。说到哀伤，有时是因为见到死者生前的坐几和手杖而流泪，有时是因为看到了死者生前用过的车子和穿过的服装而悲哀，只是为人死物在而感伤，为事迹显著人却离世而痛心。悲哀之情所以积聚都是有来由的，并不是头碰到地就会产生悲哀，面对筵席就会流下眼泪，现在没有坐几、手杖来触发感情，听到了和声就掉下眼泪，这不是和声所引起的感情无不出于自身的吗？
秦客诘难说，您说喝酒畅快时弹起琴来，听的人有的欢快，有的悲哀，想要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我回答说这是因为偏重之情受到外物触动而发露。现在且让我凭心而论，再用实际效果来验证。人心不快乐就悲伤，不悲伤就快乐，这是情感的大致情况。然而哭泣是悲哀的极点，笑声是欢乐的表现。聆听齐楚之曲的人，只看到他们脸上有哀伤的表情，却从未见到他们露出欢笑的容貌。这一定是齐楚之曲是以哀伤为本的，所以听众都对乐曲作出相应的反应。哪里只是因为乐曲多沉重而少变化，才导致听众精神专一，思维集中呢？如果听众真的哭泣了，那么音乐中有哀乐就完全可以肯定了。
虽然人的感情受到哀乐的感发，但哀乐的程度却各不相同，再说哀乐的极致不一定都有同样的表现。小悲哀只是容貌上有变化，强烈的悲哀就会哭泣，这是悲哀通常的表现。小快乐只是神色喜悦，极度的快乐就会发出笑声，这是快乐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亲人安宁，自己就会快乐而放松，无拘无束。等到处在危急的关头，勉强能过得去就算是成功，那么即使高兴也不会手舞足蹈。据此说来，这时的手舞足蹈还比不上先前的自在安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笑容虽然出于欢快的心情，却自有形成的道理，并不是响应声音的器具。这是因为快乐虽然应声而起，实际上却是自己得到的。悲哀之情受到感触，以流泪作为表征。流泪因为容貌发生变化容易被人们发现，自在安闲是精神宁静，在外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人们只注意到他们容貌的变化，却看不出不变神色中的内心情感；能够区别外在的变化，却不能体会他的内心感情。然而欢笑不体现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难道只是齐楚之音吗？现在不到悠闲的内心中去寻找快乐，却因为听音乐时没有现出笑容就说齐楚之音悲哀，岂不是只知道悲哀，却不懂得快乐吗？
秦客问道：孔子说过：“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如果照您所说，所有的哀乐之情都不包含在音乐中的话，那么改变风俗又靠的是什么呢？另外，古人谨慎对待靡靡之音，抑制淫荡的音乐，所以说“要摒弃郑声，远离花言巧语的小人。”然而郑卫之音……，敲击鸣球来协同神和人的关系。请问郑声、雅乐风格盛衰的极点在何处？风俗的改变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才取得？希望听到您的指教，以解除我的疑惑。
主人回答道：人们所讲的改变风俗这种情况，一定紧承在社会衰弱之后。古代的王者，上承天命治理万物，一定尊崇万事简单易行的教导，实行清净无为的治理。君王清静无为地身居高位，臣民恭顺地居于下位，潜移默化，天人和谐安宁，干枯的万物都沉浸在雨露中，宇宙群生都沐浴在幸福中，扫荡尘土污垢，人民安宁快乐，各自追求幸福，默默遵从大道，人们胸怀忠义，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和谐之情充满心中，安详之气流露于外，所以用唱歌、跳舞来宣泄感情。然后再用辞采来修饰它，用风雅的音乐来宣扬它，用乐曲来传播它，用“太和”之音来激发它，引导他们的精神气质，养成他们的感情，顺应他们的情性，把它们引上正途并使它们明显起来，使他们的内心与理一致，情感与音乐互相应和，沟通融合，以成就它的美。所以欢乐的感情体现在乐器里，光明正大的感情表现在音乐中。如此推广开去，那么各国都受到感化，如同花草茂盛，秋兰吐香，没有约定却大家共同信守，没有商量却大家同心协力，默默地相爱，就好象展开了锦绣绮罗，真是光彩夺目啊。大道的隆盛，没有比这更兴旺的了，太平的事业，没有比这更彰显的了。所以说“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方法了。”然而音乐作为本体是以人的精神为主的。所以没有声响的音乐是老百姓的父母啊。至于各种音调汇集，人们爱听的那种曲调，也都总称为音乐，然而风俗的改变，却不是依赖这种音乐的啊。声音和谐地组织在一起，这是人的感情所不能克制的。所以古人知道情感不可放纵，便抑制它泛滥；知道欲望不能断绝，便引导它走上正轨。（按，这又在无形中走向了声有哀乐论）所以制定了可以奉行的礼节，创作了可以引导感情的音乐，使得嘴巴不充分享受天下的美味，音乐不穷尽美妙的声音，找出首尾的适合部分，寻求聪明和愚笨的中间点，确立标准，让远近的风俗一致，享用却不用光，这也是用来凝结忠信，表示内心不变的方法啊。然后学校教育也紧紧跟上，让乐器与礼器并存，舞蹈与礼节一起使用，雅正的言论与美妙的音乐一起发出。使人要听到这个音乐，必定会听到这样的言论；要观看这种舞蹈，必定会尊崇这种礼节。礼节好比是宾客主人见面，先行升降之礼，然后再应酬往返。在这种情况下，说话的分寸，声音的节奏，作揖谦让的礼仪，举动的度数，都要互相配合，合为一体。君臣在朝廷上使用，平民在家庭里使用。少年时学习，到年长仍不懈怠，内心安宁而坚定，一天天地改掉缺点，走向善良。然后用敬重之心来对待，用稳重的态度来坚持，时间虽久却不改变，然后教化成功。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啊。所以朝觐宴会聘问设宴，美好的音乐一定是有的。所以国家的史官采集反映风俗盛衰的诗歌，交付给乐工，用乐器演奏出来，使说话的人不会以言获罪，听到的人能够引起充分的警戒，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啊。至于郑声，是音乐中最美妙的。美妙的音乐打动人，犹如美女迷惑人使人丧失志向。沉溺于游乐美酒，容易抛弃正事，如果不是非常杰出的人，谁能抵御这种诱惑呢？先王担心天下沉溺于享乐而不返回正道，所以具备了八音，却不亵渎这种声音；保有太和之声，却不穷尽它的变化；捐弃曲折细微的声调，使人们欢乐却不过分，犹如祭祀仪式上的大羹不用五味调和，不穷尽鲜美的滋味。至于那些平庸浅近的音乐，声音并不好听，又不是人们喜欢的。假若统治者离开了正道，国家丧失了秩序，男女私奔，淫乱没有节制，那么风气因此发生变化，风俗因为爱好而形成。崇尚他所向往的，那么人们就会肆意乱来；喜欢做他们习惯的事，那又怎么批评他们呢？他们依托声音，配上乐曲，拉长了声调，真诚的内心被语言所打动，内心被和声所感动，风俗一起形成，因此就用郑声来称呼它。然而被指称的音乐，其中并没有淫荡邪恶。淫荡与端正同出于本心，这样雅声和郑声的本体也就可以看出了。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
这是一首描写男女欢爱的词，写的是一个繁花盛开、月光淡淡的夜晚，一个少女与情人幽会的情形。
上句以夜景铺垫，黯淡的月，迷离的雾，给半夜悄然赴约，生怕被人发觉的女主人公一点方便，暗影中的明艳花朵象征着偷偷幽会的少女的娇媚和青春。女子呼男子为“郎”，说明她的心已然相许了。如今主动前去践约，恐怕曾经多次犹豫才有今天的决心的。
下片写幽会的中心，更加精彩：“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女子走到践约之处——画堂西畔，一眼瞥见等待她的情郎，便扑过去，紧相偎倚，身子微颤着，好一会儿享受着难得的欢乐。词人用了一个“一向”，一个“颤”，描摹女子的情态，可谓大胆的暴露，狎昵的极度。
末二句描摹女子的言语，更是写实之笔：“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越礼偷情，幽会不易，感郎挚爱，今来就郎。“任你恣意爱怜吧，我只珍惜这幸福的一刻！”女子如此毫无忌讳地吐露爱情，真令男子销魂无限。只有后主之情和他的笔，才会把本人的风流韵事传写得如此淋漓尽致。
从这首词看，李煜是如何擅长写人物。他以白描手法，认真细致地描摹人物的行动、情态和语言，毫无雕饰和做作。只凭画面和形象，便做成了艺术品。不过如此狎昵的猥褒的内容，不足为法。和古代《诗经》、《汉乐府》五代诗词向等描摹妇女的热烈坦率的爱情、反叛坚定的性格的那些名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李煜的这首词，极俚，极真，也极动人，用浅显的语言呈现出深远的意境，虽无意于感人，而能动人情思，达到了王国维所说“专作情语而绝妙”的境地。
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
“世乱他乡见落梅，野塘晴暖独徘徊。”诗一开头，便点明了“世乱”这样一个大的背景。“见落梅”而人在“他乡”，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家乡的梅花。南方“他乡”的梅花已落，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梅花恐怕刚刚绽放吧。由此又想到故乡是否依旧，亲人们是否还都平安。然而，这一切却无从得知。此时诗人在这荒凉的野塘之畔独自徘徊。接下来二句“船冲水鸟飞还住，袖拂杨花去却来”虽是写眼前野渡无人、花鸟自得的悠然景色，实际上却通过环境的死寂，侧面地呈现出战乱所造成的百姓流离，人口锐减的现实。“飞还住”、“去却来”又恰恰代表着诗人的悲怨忧虑，表现了“剪不断、理还乱”，挥之不去，拂之还来的烦恼思绪。
“季重旧游多丧逝，子山新赋极悲哀。”这是借用古人的故事，来叙述自己的痛苦境遇。诗人这里以季重、子山自比，说旧游之处许多老友都已死掉了，自己近来所作诗文极尽悲哀。这两句，用典极为贴切、恰当，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到具体的感情脉络，典故与现实都息息相关。因而，不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大大丰富了语言的容量。
最后二句“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也是用典。据传，汉武帝开掘昆明池，在池底发现许多黑灰。到东汉明帝时，胡僧竺法兰来中国，说：“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这二句是说：我亲身经历了战乱眼看着繁华的都市化为灰烬，夷为荒凉的平地，才相信昆明池底之物确是劫灰，天地确是由成而毁。从“眼看”到“始信”，不仅说明了变迁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其中蕴藏着人生如梦的深切悲伤和无力回天的哀诉。有着痛定思痛的彻骨之恨。语虽淡，但情至深。
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情感脉络清晰、连贯，节奏性很强，声音韵律与心绪的律动和谐统一。首联是引子，触景生情；颔联主要表达一种情绪，创造出浓郁的悲怆气氛。颈联直切主题，镂刻入骨，鲜明而深沉。尾联写所思所悟，言有尽而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