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在宋高宗末年出使金国。他刚到那里时，颇能表现一点堂堂使臣的气派，不肯低声下气，要求用平等的礼节与金主相见。可是，金人蛮横地把他关在使馆之中，从早到晚不供给一点食物。就这么轻轻一压，洪迈就这样关了三日才见到金国的君主。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洪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以，乃遣还。本词开头两句所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拘留”即关押。“稽首”就是磕头。“垂哀”就是乞怜求饶。“敌仇”，即仇敌，这里指金国。
头两句画出了洪迈的丑态，下面三句便讽刺他道：一天的饥饿都忍受不住，就屈服了，实在可耻！汉代的苏武在匈奴十九个春秋又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呢！“争一”，即怎一，如何经得起的意思。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一个使臣，匈奴单于逼他投降，他不肯，被流放在北海牧羊，餐风宿露，受尽折磨，始终不屈服，坚持斗争了十九年，后来终于回到长安。苏武成为坚持民族气节、不辱使命的光辉典型，所以这首词拿他来与屈辱的洪迈对比。两相对照，软骨头的洪迈不就显得更可耻了吗？
词的下片进一步对洪迈回国后的装腔作势进行揭露和讽刺。
下片的意思是说：洪迈的老子当初被扣在金国一筹莫展，又怎能指望洪迈能为国解忧呢？可是他出使归来还要吹牛，夸耀自己的辩才，真是个不要脸的蠢家伙。他这种人是一得到机会就喜欢摇头摆尾，装腔作势的。
“厥父”即“其父”，指洪迈的父亲洪皓。他也曾出使金国而被扣留，在那里呆了十五年才被放回。“无谋”是形容洪皓在金国束手无策的样子。“厥子”即“其子”，指洪迈。这两句的意思是：老子尚且无用，儿子又哪里能够为国解忧？“村牛”，也就是“蠢货”、“笨蛋”的意思。“好摆头时便摆头”，是说洪迈得着机会就喜欢摇头摆尾。
这首词的讽刺意味是很强的。因为它揭露的不仅是洪迈一个人。在南宋朝廷中，象他这样在敌人面前胆小如鼠、而对人民却威风如虎的官员，又何止洪迈一个呢！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
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著有《牡丹》：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这首诗，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只是夸奖牡丹“一花独放，独香天下”的好词而已。私下以为，鉴赏文学作品，一定要从作者的身份乃至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思量、细琢磨，方有心得。
大家知道，皮日休，是现实主义诗人，他出身贫苦家庭，对晚唐黑暗现实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鹿门隐书》）”他肯定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国君如“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始》）”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他曾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奉为“圣人”。他说：“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由此，可看出他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敬慕之情。
这首歌颂牡丹的诗，从表面看，他赋于牡丹以坚强的性格，描写它敢于在晚春末日一花独放，花中称王的高大形象和气魄，颇似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题旨。黄巢写自己敢于藐视李唐王朝，决心推翻李唐王朝的气魄。皮口休这首《牡丹》诗，又似在通过花王牡丹暗示农民起义领袖，从而歌颂黄巢敢于反抗现实称王天下的气魄和革命精神。
“落尽残红始吐芳。”起句一下子把人们引向一个春色将阑的尾声世界，使人看到落红遍地，一片残败狼藉的景象，让人感到落红难缀，惋惜春天即将逝去。但正是在这春色将阑百花齐谢的晚春时节，被人称道百花之王的“牡丹仙子”却亭亭玉立，一花独放，开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使人在失望中又感到春的希望。这何尝不是唐王朝病入膏肓，濒于土崩瓦解的来世，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长安称帝的现实写照呢？
“佳名唤作百花王。”次句紧承上句意脉，诗人像称黄巢为“圣人”一样，同样认为牡丹花能在“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晚春世界，吓人地生气勃发，吐蕊怒放，要稳占春光。它应该登上花王的宝座，享有“百花王”的佳名。
“竞夸天下无双艳。”这句写牡丹芳姿艳质，花光万里，是天下无与伦比的。表面上称赞：“牡丹花品冠群芳，”“牡丹仙子”甲天下。实际上是对“冲天大将军”黄巢的极口赞扬，也是人民竞夸起义领袖的心声。
“独立人间第一香。”这句承上句写花美，而进一步写花香，也暗合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句意。诗人认为牡丹不仅花色绚丽，端正大方，极富大国风度，有“国花”之称，而且是香飘天下，花香万里。又因牡丹开放，时值晚春末日，正是百花凋谢之时，故诗人极口赞扬只有牡丹巍然独立，一花独放，独香天下，是人间第一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