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本诗以白描手法，站在一位农民的角度，反映他如何日夜劳动，向往过太平日子，但又受到官府滥征暴敛，以致无以维生的血泪遭遇。本诗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出农民辛勤劳作、心盼安慰的生活要求。农民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地耕种庄稼。犁牛颈背被日夜轭住，以致磨烂成疮，露出骨头。马、牛等家畜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农家视为至宝而百般爱护，何以伤害至此，联系“妻子鸿毛轻”句可知，父子、夫妇尚且不能相保，更何况是牲畜于此可见生存之艰难。前四句从空间（“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时间（“叱叱犹夜耕”）两个角度说明靠耕地为生的农民的生存之艰难。“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这两句说出农民的心愿。这里的“太平”，显然不是古代“三世”中的“太平盛世”，当取其平安、安稳之意。古代社会里，口腹之需有时尚难以满足，更何敢奢望太平盛世。
中间六句为第二部分，写出农民在县衙遭受严刑拷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爱民如子”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作者陆游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对农民的艰辛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与认识，但是如果能睁开眼睛看现实，看着农民被捆绑着投进官衙、听着他们夜半三更传来的哀求哭嚎声，也就能冲破阶级局限，发出内心的声音。
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写出农民心中的巨大悲愤与对现实的无奈。
作该诗时，作者陆游已经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一岁老人，儒家“为生民立命”的民间情怀和诗人“不平则鸣”的使命感，使其突破阶级局限，记录了“农家之口义”，也是对现实政治无奈的“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