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灵都喜欢描写山水形胜,又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两件小事,用轻动灵快的笔墨描写出来,惹人喜爱。这首小诗,写夏天山中夜雨,全用虚写,道人所未道,正是四灵诗中的妙作,在趣味上颇类杨万里的绝句。
前两句写山间的夜晚,星月皎洁,无云无雷,紧扣一个“晴”字下笔。这是写雨前之景。后两句,以“平明”二字与上文的“夜”字相照应,以“忽见溪流急”与上文的“星月白”,“ 亦无云气亦无雷”相照应,而“溪流急”又与“他山落雨来”互为因果,前者为果,后者为因。这是写雨后之景。显然,此诗在结构安排上是别出心裁的,写雨,不写雨中之景、雨本身,而由雨前之景一下子切换至雨后之景,跳跃性大,采用的颇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令人眼目为之一新。
诗的前两句写雨前之景,后两句摹雨后之景,而下雨的过程也即雨本身则略而不写,看似与写雨无关,实却无不关涉一个“雨”字。诗人写雨前之景,强调昨夜天气晴朗,实言此山无雨。后两句写雨后之景,突出“忽见溪流急”,并以之推知“他山落雨来”,原来是他山之阵雨注入溪中,形成了“溪流急”的景象。清代刘熙载云:“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翁诗写山雨,正是采用了“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之法,且达到了“睹影知竿”之效,堪称咏雨妙作。
诗题是“山雨”,偏不从雨入手,反过来,从题外擒入,极力写天晴。诗说整整一夜,月光照着林间,星星在天上闪烁。诗把晴写得很足,还加以“一夜”字,强调整个晚上都是如此,可诗人还嫌不足,进一步说,这一夜不但星月灿烂,连一丝云都没有,也没听见雷声。这第二句,补足第一句,分别从视觉及听觉上写,把晚晴说得很死,不容转圜。三、四句却突然一变,说天明时,见到溪中流水湍急,因此知道这座山以外的山曾经下过一场大雨。这两句也写得很肯定,与上两句组成一对矛盾,出人意表,诗人惊喜的心情,强烈地表达了出来。诗写雨,不通过正面写,没一句说雨如何,已奇;前两句非但不写雨,反而写晴,更奇。妙在诗描述的不单单是普通的雨,完全是山中的雨,更使人感到奇。如果是在平地上,诗人晚上便会见到远处的乌云、闪电;因为是山中,只能见到自己头顶上一块天,见不到山外的山,所以诗得以放笔写晴,得以在第二天清晨的溪水上做文章,把极其矛盾的两组景象统一在一首小诗中。永嘉四灵的诗巧就巧在这种出人意表的构思上,同时在景物中贯注了浓厚的生活情趣。
翁卷的《山雨》,不仅描写了此山星白月朗,他山一霎雨过的奇异景象,而且抒发了诗人惊异的感情。而这情又不是直接抒发的,而是寓于景中,在跳动的景物描写之中含蓄地抒写了出来。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