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诗经》里有一个很美的篇章，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是讲一个村庄里的妇人，在黄昏的时候，看到家里的鸡跳上了鸡舍，羊牛也被赶着慢慢从田地里回来，整个村子都在准备着休息，一派安宁，她思念起远方服役的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来。杜甫这首诗，也是写了黄昏时分村庄里的景象。这个村庄是他月寓不定时暂住的，他看到美好的、安详的村庄，心中也像那个遥远时代的妇人一样起了思念，他思念的是离开已久的故乡。正如眼前的暮色一样，他的人生也已走到了黄昏，白头明灯相对，人世的冷暖苍凉充盈于胸中，不愿、也不忍去仔细思量。
“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因为《诗经》里有那“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句子，诗人对眼前的场景便有所会心，写下了“牛羊下来久”的开头，将全诗引入古朴安雅的境界。羊儿、牛儿，三三两两，“咩咩哞哞”，一声远一声近地叫着，闲散地往村子里回来。诗人添了一个“久”字，来述说它们行走的缓慢和悠闲。各家各户的柴门都已经关上了，西边的最后一道夕阳也从柴门上扫过，天地都安静下来，等待着进入黑夜。不一会儿，家家点上了灯，人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或者谈天说地，或者灶前忙碌，或者给牛喂草，或者温酒准备喝上一杯。不管怎样，上天赐福于善良普通的人们，各安其所，这个村子像个准备睡眠的老人一样，让人觉得平安、温暖、安详。这两句十个字，字字平凡，句法也极自然，却能将读者带入一种境地，让读者闻到家的味道。
“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可是眼前这并不是作者的家，作者其实恰好就是想家了。夕阳的余晖散尽后，月亮渐渐升高，柔软的风拂过村庄，令人心也要柔起来、软起来了，空气中有柴禾燃烧的味道，牛羊和鸡鸭都已渐渐入睡，月光让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清新的美好夜晚。可是这样的地方虽然美好，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有无限清景，但作者于它而言毕竟只是一个过客。阒寂也好，喧闹也好，都不是作者的故园。这两句语气虽然很淡，其实深藏着极浓的悲郁。一个“自”字，极言“风月”和“清夜”的与己无关。“自”是个仄声字，和下句的“非”字平仄互调，一拗一就，使读者能够感到作者情绪从抑郁到克制后的回转和平息。诗的上两句是用了黄昏中的暖色调，这两句则是用了月光下的冷色调。温馨和凄凉的互相映衬，使得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石泉月暗壁，草露滴秋根。”内心难以平静的作者陷入了更深的夜色里，他独自去看山上的风景，在静谧的月光下、岩石的阴影中，听到泉水沿着石壁潺潺地月着，发出清冷的声音。脚边的草根上凝着露水，打湿了鞋子。仔细看时，它们一粒一粒沾在草叶上，顺着叶片渗入地下，滋润着杂草的根部。这样的秋夜山间，风露袭人，水的寒气仿佛能浸入人的皮肤。在作者杜甫的诗中常能发现精心锤炼的句子，好比一个手艺精湛的老艺人，能雕出纹路精美细致、而又气韵横生的木雕一般。这两句便是如此，作者将词序有意倒置，按照意思句子应为：“暗泉月石壁，秋露滴草根。”调换字词后，声调更加铿锵，而且使得“石”与“泉”、“草”与“露“的连接更为紧密、融为一体，原本无奇的句子变得更有韵味，凝结出一片凄清幽遽的意境。
“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琦怀》）。浑然忘却风露的寒冷而兀自独立的人，想必总有许多心事。不知站了多久，作者才踱回室内，捻灯独坐，把卷读书，他的满头白发，在明亮的灯光下分外银白如雪。他心绪难平，想自己曾经满腔的豪情、兼济苍生的宏愿，都抵不过老来这一头发如雪。可是灯烬似乎不解人愁，在和跳跃的火花频繁地玩着花样，似乎在逗可怜的老诗人开心。一个“何须”，道出了作者心中的无聊和凄怆，头白之人，与那些热闹和花样早没了关系；月落蜀地十多载，老来一事无成，望前路，希望渺茫；回首故园，有家难回。初唐诗人王勃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又有谁来同情、解救这头发白的失路之人。
这首诗本是写景，涉及内心的词句不多，却让读者觉得有化不开的凄凉和悲郁在里面。对人生迟暮的感慨，对故国难归的悲哀，荡漾在精美传神的景色描写中，因而分外含蓄无垠。王夫之曾说：“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姜斋诗话》）这话未免极端，但这首诗的情语确实都在景语之中，情景交融、含而不露，有深绵婉转的姿态，句句读来，令读者感到口角噙香、余味不断。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