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陆游的诗歌继承了屈原以来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立足于时代。《读书》虽以读书为题材,但诗人的眼光早已离开书斋这个狭小的空间,他将目光投向于整个人民,所以他所有的读书诗包括《读书》,仍然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仍然流露着对生命的感慨,仍然是活色生香,精力充沛,是文学意味十分浓厚的好诗。同时他的读书诗既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使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显得既沉郁悲壮,又恢宏雄放。从平凡细微当中觅得诗情,写成活泼生动的好诗,一切都取决于诗人是否有灵心慧性。
“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这两句直抒胸臆,说自己读书是为了平民百姓,前两句不重情节画面,而是把事实压缩在极其精炼的诗句内,着重抒写自己的主观感受,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一个“宁无”把诗人内心深处对黎民百姓的牵挂表达的淋漓尽致。也显示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操。在封建时代,能提出“读书本意在元元”,把读书看做是为百姓而读,展现了诗人的可贵。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这两句是写实,具有二个特点:一是细节的真实性,灯下读书,眼神已大不如从前了。写这首诗时,诗人已是五十三岁,视力减退。透过诗句,诗人灯下读书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二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一盏青灯为何出现在陆游的诗中,因为是其读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件物体,故而成了其读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意象。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忠于人民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尽管明白如话,浅显平淡,但却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把诗人在孤灯之下,老眼昏花地阅读蝇头小字的场景,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既是对生活描写,更是对后人告诫,寓意深远。
这首《读书》七绝,如同诗人的学习体会,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苦学的情况,又表明了他学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无他求的可贵精神。诗言志,诗歌是诗人对人生的歌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关于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属于人生的各类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诗人取材的范围,不应有什么事先划定的禁区 。对于主要身份是士人的陆游来说,其生活内容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书斋里度过的,读书正是他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当他要想写诗歌咏其生活内容,表示其人生感慨时,读书便理所当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题材。
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
本诗首联写文山祠的悲凉景象,为全诗的情调打下了基础;颔联概括文天祥一生的悲剧,颂扬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颈联连用子规、燕月、精卫和浙江潮来隐喻文天祥被害后,人们的沉痛哀思;尾联用岳飞比文天祥,以英雄遗恨长存作结。全诗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精神,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用典精当,词句凝练,格调沉郁,情感深切。
首联先写文山祠内庄严肃穆的气氛。红色的帷帐映着灯火,摇晃在寒风里,这景色让诗人想象文天祥当年在风雨飘摇中孤军奋战的历史场面,显示文天祥的爱国精神远远没有消失。这里用了对比的手法,虚实相衬,从而表现出文天祥不屈的英灵,也暗含了对文天祥死难的痛悼与钦敬。这一联,讴歌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并把“英灵迥未消”五字作为全诗的纲领,以下皆由此而生发。
颔联用洗炼的笔墨,概括了文天祥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乾坤浩荡身难寄”,南宋灭亡,国家不存,文天祥避敌追捕,然而乾坤浩荡,无处寄孤臣义士之躯。“道路间关梦且遥”,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被押往元都燕京,这句写押解途中情景。文天祥抗元不果,忠义难寄,诗人用十四字描述文天祥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的经历,暗含诗人对文天祥浩然正气的赞赏。
颈联连用数典进一步地深化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上句写实,诗人来到燕京,凭吊文丞相祠,耳边传来“子规”在月下的悲啼声,如哀如怨,顿生对文天样的怀念之情,表达了崇敬之意。下句以“精卫填海”的故事,说明“填海”是不可为之事,精卫决心要填,寓意文天祥抗元的决心。就当时大势看,抗元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而文天祥忠于宋朝,正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实现抗元之志;又以钱塘江怒潮,喻其坚贞不屈的精神,赞美了文天样忠义爱国思想。诗人在这里巧用数典,使“英灵迥未消”进一步具体化,对仗工稳,用典切题,语意悲壮,激扬正气。
尾联为了表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量,作了夸张性的描写。丞相祠前也有像岳坟那样枝皆南向的树木,表明树枝也受到丞相精神的感召,不肯向北方的敌人屈服。南面向阳,树枝容易发旺,这本是自然现象,诗人为了歌颂丞相爱国精神之伟大,因而产生这种联想。把“西湖树”和“丞相祠”联在一起,也是有意使南宋两位民族英雄有所关连,在发扬爱国精神方面,起到前后继承和相互辉映作用。诗至此而止,造成余响不息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歌颂了文天祥的英灵浩气长存天地之间,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诗从文山祠周围气氛落笔,颔联仅用十四字,高度概括文天祥的光辉业绩,用笔精练。颈链展开想象,句子富于主观色彩。尾联回到祠堂,用祠中之树遣枝向南描写文天祥魂魄不散,誓向南宋的一片忠诚。这首诗的写作特点,在于运用神话典故,作联想的浪漫手法,歌颂文天祥坚贞的爱国精神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全诗用典妥切,属对工整,精致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