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自金陵移舟东下沿江所见及夜深梦醒之哀绪;下片写词人面对北固山感事伤时、忧国如焚之壮烈情怀。此词赋陈其事,从行船出发开始,一路逶迤写来,渐入佳境,曲折委婉与顿宕豪放处,疏密相间,美不胜收,其美学魅力来自作者对心灵的真实描摹。在思想上,这首词则继承南宋词人的传统,借写景咏爱国情怀,表达对时事的悲愤。
词在起调处,以“泊秦淮雨霁”一句把读者引入词境。欲写江行,却写泊舟未写北固,先写秦淮。此句前,供人想象的是雨中秦淮河上的旖旎风光;此句后,立即以“又镫火,送归船”二句转入江行的画面,而句中的“灯火”两字则点出词题中的“晚”。下面更以一个表示时间的“正”字领起六句景语,把此时进入视野的岸边景与江上景、天空景与地面景、远景与近景、动景与静景,尽收入词篇之中。
此六句词,即眼前景色,融入杜甫诗“归云拥树失山村”(《返照》)、“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及姜夔词“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淮左名都》)诸句意境,构成一卷景象万千的秋江夜行图。六句中,初曰“云昏”,继曰“星垂”,再曰“暝色浮天”,加之以“夜潮骤起”“月影荡江”对江上的夜景句句点染,层层勾勒,境界因之全出。而在物象的组合上,在丛树与幕云间着一“拥”字,在繁星与平野间着一“垂”字,在瞑色与长天间着一“浮”字,在月影与大江间着一“荡”字,也都是托出境界的点睛之笔。其“晕波心”句中的一个“圆”字,更被陈廷焯在《词则·大雅集》中赞为“警绝”。歇拍“梦醒”两句则从写舟外所见转而写舟内所闻,以“楚些(《楚辞》中《招魂》句尾语助用“些”不用“兮”,洪兴祖补注云:“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哀弦”显示入耳的音调之悲凉,对下片感时事而兴悲的愈转愈沉痛的词情,起了引发和过渡作用。
换头两句中,“婵娟”与上片中的“月影”相呼应,“愁眠”与上片中的“梦醒”相承接。此两句融合了上述姜夔“冷月无声”句及张继《枫桥夜泊》诗“江枫渔火对愁眠”句而自成意境。下面“往事”七句则自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等句化出,意在托历史往事以抒发其对时事的悲慨。作者之“往事恨难捐”者,非一己之事、身世之恨,而乃人世间兴衰之往事、清王朝没落之深恨。其所以“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而发为“如此山川”之感叹,固因望中的南徐、北固在其过此前不久竟曾为外敌所攻占,正如萨都剌在《满江红·金陵怀古》词中所说,“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了。其“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云云,当然既非对江景的一般描写,也非对历史的一般回顾,而是有的放矢,以古喻今,指出在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下,面对列强坚利的炮舰,已无江防可言,只有任侵略军的舰艇在长江上激浪排空,自由回旋,终于陈兵南京城下,迫订了南京条约,而此条约之丧权辱国,与三国时吴末帝孙皓之“一片降幡出石头”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此三句词中,一个“更”字、一个“任”字,情见乎辞,感概系之,字里行间潜藏了对当前时事的深切悲愤。最后,作者以“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两句宕开词笔,结束全篇。上句出杜甫《秋兴八首》之四“鱼龙寂寞秋江冷”,既是写秋江深夜的景象之冷寂,再一次点词题中的“晚过”,也是以此一含有喻示性的意象,引人生发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而清廷上下仍文恬武嬉、沉睡未醒的联想。下句则把前面所表达的“哀”“愁”“恨”再归结为“伤心”两字,而面对沉沉夜色、浩浩秋江,此一片“伤心”之情既匪言可,也无处陈说,只有将其付与夜幕中、江水上的迷濛缥缈的秋烟。此一结拍,思入杳茫,寄慨无穷,在篇外留下了袅袅不尽之音。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显然,诗中暗寓的是作者自己的遭际与感受。孤鸿是自喻,而双翠鸟则指在朝中窃据高位的李林甫、牛仙客之流。全诗以孤鸿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政治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高逸的情怀。
全诗共十句,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借孤鸿所见,描写双翠鸟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神态;前两句很耐人寻味,经历过大海上的惊涛骇浪的孤鸿,对对一条小小的护城河却不敢顾,说明人世(特别是朝廷)的险恶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险恶。而在这孤鸿“不敢顾”的地方有一双小小的翡翠鸟却竟在珍贵的三珠树上营巢,高高在上,气势熏天。“侧见”有两重意义,一是说明翡翠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令人侧目而视;二是说纵然翡翠鸟悲气焰嚣张,但孤鸿对之却不屑正视,由此,也就引发出第二层,即第五句以下的六句。前两句从翡翠鸟骄横情态,想到它们会招致的后果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反问。翡翠鸟站立在珍木之颠,窃据高位,飞扬跋扈,难道就不怕别人难以容忍吗?不怕从背后打来的致命的金弹吗?接着平静地指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物极必反,地位与权势在官场中愈显赫,也就愈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覆灭的日子也就愈近。正因如此,诗中这只孤独的鸿雁,并不艳慕翠鸟一时的荣耀,也不怨恨自己的一时失意,这就引发了最后两句,孤鸿自己决心高举苍冥,翱翔云中,让那些“弋者”的欲望无法得逞。这里所暗寓的是诗人不羡慕荣贵,澹泊名利和决意隐退的情怀,同时也进一步衬托出了翠鸟多代表的小人们狭隘、浅薄的品行。第二层写出了孤鸿的感受。
在描写中,作者始终注意从对比的角度去表现孤鸿与翠鸟的境况。孤雁之于翠鸟,一独一双,一大一小,一质朴一华艳,一方来自浩瀚大海,一方守者小小池潢。然而,小巧的翠鸟却是高高在上,统领要地。“三珠树”,是神仙世界的珍木,它们“巢居”于上,可谓显贵之至。与此相反,硕大的鸿雁对双翠鸟只能“侧见”,甚至“不敢顾”那暗指朝廷的“池潢”,可知其处境的低微与险恶,更反衬出了翠鸟们不可一世的气焰。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此诗本是借自然界的禽鸟寄寓作者的境遇与感慨,但由于作品巧妙地选用了鸿雁与翠鸟的形象、成功地写出了它们的特点,使得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寓意本身,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