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逢岩下客，来问室中禅。
鸟去空还寂，薪穷火自传。
四方行已徧，归老旧林边。
偶逢岩下客，来问室中禅。
鸟去空还寂，薪穷火自传。
四方行已徧，归老旧林边。
上片开头三句“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以摧枯拉朽之笔力，写出秋风秋雨终于赶走了难熬的瘴气，颇有“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的味道。词人压抑郁闷的心情似乎也一扫而光，变得澄明起来。“老惯人间齐得丧”，说自己历尽人间万事，已把得失荣辱看得超然平淡了。词人虽正当盛年却早生白发，也就有了叹老嗟悲的资格。“千岩高卧”三句，表达了词人归隐的意向。
下片六句，所言尽是将来的事情，是酒酣耳热时朋友问的互相戏谑之言。“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这种“苟富贵，勿相忘”式的戏谑之言，出自词人口中别具深意。观词人一生，他并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对此调笑之言，读者不必过于当真。虽属戏谑之言，我们却看到了朋友之间毫无芥蒂的豪爽的相处，同时也使得这首词具有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该词用对比方法写出了词人和朱景参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上片主要是词人心情的流露，表明自己愿意退隐、不再追求功名，颇有萧散苍凉之感。下片主要写朱景参春风得意，与自己的归隐生活作比，字里行间又希望朱景参在得意时不要忘了老朋友，暗示了词人消极中寄希望于未来的心情。
上片写琵琶歌女的外貌和弹琵琶的美妙效果。“罗带双垂画不成”，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服饰。“殢人娇态最轻盈”，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容貌。“酥胸斜抱天边月”，侧面描写佳人斜抱琵琶的形象。“玉手轻弹水面冰”，侧面描写琵琶歌女的琵琶声，圆润清脆而悦耳，颇有“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韵味。前三句是从视角着笔的，后一句是从听觉着笔的，感觉挪移，一幅亭亭玉立、窈窕淑静的琵琶歌女，活生生地呈现在人的面前。
下片写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情态。“无限事，许多情”，概述了琵琶歌女所面临的“事”“情”的缠绕。“无限”言“事”之多，“许多”言“情”之泛。“四弦丝竹苦丁宁”，回答上面的泛问，“事”“情”之“苦，全反映在“四弦丝竹”的“丁宁”声中。有“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别离四弦声，相思双笛引。”（南朝梁简文帝《生别离》）之意，一个“苦”字将琵琶歌女的愁态生动地刻画出来了。“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落叶声”，为点题之笔。苏轼以此衬托出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的情态。
全词，苏轼运用描写与烘托的笔法，写了一位相思愁苦的琵琶歌女。“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这一联句特别美，特写了琵琶歌女的侧面倩影，特写了琵琶歌女弹拨琵琶所发出的“水面冰”声。平仄得当，对仗工整，颇富现代蒙太奇表现的韵律美。最后的“梧桐落叶声”与“缺月挂疏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似乎为巧合的文笔。前者以声写人，后者以形写人，都是为了刻画“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歌女形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词人故里高邮，南距镇江仅不足二百里。他在宋元丰七年（1083年）前，曾数次到镇江，因此具有较丰厚的生活积累，写来十分真切。可与前面的《望海潮》“扬州怀古”、“越州怀古”相比，词之意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词上阕涉及往昔欢娱，记忆犹新；下阕“感深荆赋”，托讽《九辨》。而《九辨》中有“坎凛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而无友生”之句，似与词人之坎坷遭遇相合。考少游生平，宋元丰元午（1078年）、五年（1082年）考进士，皆不中。六年（1083年）作《精骑集序》，曰：“比数年来，颇发愤自惩艾，悔前所为；而聪明衰耗，殆不如曩时十一、二。”词云“感深荆赋”，又曰“潘鬓点、吴霜渐稠”。衰老之感，不遇之情，隐然而见。
词之特点，是在雄伟壮丽的背景中寓有潇洒之致，柔婉之情，可谓豪放中有婉约，沉郁顿拙，感慨万千。起首三句，写镇江形势，备极壮丽。镇江北濒长江，中贯运河，周围有山，在历史上，除金、焦、北固外，以蒜山为著名。词云“铁瓮城高，蒜山渡阔”，以雄浑之笔，勾勒了这座古城的风貌。“干云十二层楼”，以夸张语气，描写了城内高楼直插云霄的气势。“开尊”二句谓斟满芳酒，等待月上东山；放下湘帘，迎风而立，充满了豪情胜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黄庭坚《念奴娇》“万里青天，垣娥何处，驾此一轮玉”？皆写待月，方之此词，可谓异曲而同工。苏黄之词超旷豪迈，秦观此词，则潇洒出尘。接着一句，由润州待月，而及扬州灯火，乍看有些突兀，实亦自然宛转。扬州在长江之北，距润州仅四十余里，唐宋时甚为繁华，词人故里，在其属下。此时他在润州“开尊待月”，忽见不远处灯火阑珊，于是情不自禁地忆起在扬州时的冶游。可见此句颇似今日电影之“暗转”，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自此以下，乃回忆扬州时的艳遇。所谓“绮陌”，实乃“春风十里扬州路”。所谓“宛转歌”、“温柔乡”，实乃指在扬州青楼听歌赏舞之事。何以见得？试以《梦扬州》一词下阕印证：“长记曾陪宴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滞洒困花，十载因谁淹留？”与此词所写，何其相似乃尔！歇拍三句，又写到在镇江时情景：他凭栏俯瞰长江，想象扬州旧游之地，此刻花阴之下，不知是谁系着兰舟。语意含蓄，充满惆怅迷惘之情。
过片三句，以一“念”字领格，于凝想旧情之中，打并人“身世之感”。当时他在青楼听着凄凉怨慕的筝声，引起“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所谓“感深荆赋”，乃以宋玉自况。宋词中往往寓有《骚》《辩》之意。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序》说词是“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就是指的这一点。少游此词，足以当之。所谓勤裁尺素，双鱼难渡，表面上是说他修了许多情书，却难以寄到所思者的手中。镇江扬州不过一江之隔，传书送信断不会如词中写得困难。这不过是一种遁辞而已，实际上是说他的一腔理想，无由上达。因而进出“晓鉴堪羞，潘鬓点、吴霜渐稠”二句。当时秦观年约三十五、六，却发出叹老嗟卑之词，实乃抒不遇之情也。
下阕歇拍，惆怅自怜，对未来犹未丧失信心。鸳鸯未老，反衬“潘鬓吴霜”，是一大转折，盖喻遇合有时。不应悲秋，说明词人欲拂去笼罩心头的阴云，重新振作起来，去争取美好的前程。自慰亦复自励，词情一波三折，令人抚绎不尽，一本结句仅作“绸缪”二字，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