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此首《菩萨蛮》，用极高明之比兴艺术，写极深沉之爱国情思，无愧为词中瑰宝。
词题“书江西造口壁”，起写郁孤台与清江。造口一名皂口 ，在江西万安县西南六十里。词中的郁孤台在赣州城西北角，因“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数丈”得名。“唐李勉为虔州（即赣州）剌史时，登临北望，慨然曰：‘余虽不及子牟 ，而心在魏阙一也。’改郁孤为望阙。”清江即赣江。章、贡二水抱赣州城而流 ，至郁孤台下汇为赣江北流，经造口、万安、太和、吉州（治庐陵，今吉安）、隆兴府（即洪州，今南昌市 ），入鄱阳湖注入长江。
“郁孤台下清江水。”起笔横绝。由于汉字形、声、义具体可感之特质，尤其郁有郁勃、沉郁之意，孤有巍巍独立之感，郁孤台三字劈面便凸起一座郁然孤峙之高台。词人调动此三字打头阵，显然有满腔磅礴之激愤 ，势不能不用此突兀之笔也。进而写出台下之清江水。《万安县志》云：“赣水入万安境，初落平广，奔激响溜 。”写出此一江激流，词境遂从百余里外之郁孤台，顺势收至眼前之造口。造口，词境之核心也。
“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泪三字，直点造口当年事。词人身临隆祐太后被追之地，痛感建炎国脉如缕之危，愤金兵之猖狂，羞国耻之未雪，乃将满怀之悲愤，化为此悲凉之句。在词人之心魂中，此一江流水，竟为行人流不尽之伤心泪。行人泪意蕴深广，不必专言隆祐。在建炎年间四海南奔之际，自中原至江淮而江南，不知有多少行人流下无数伤心泪啊。由此想来，便觉隆祐被追至造口，又正是那一存亡危急之秋之象征。无疑此一江行人泪中，也有词人之悲泪啊。
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中，长安指汴京。本句是诗人因记起朋友被追而向汴京望去，然而却有无数的青山挡住了诗人。境界就变为具有封闭式之意味，顿与挫级有力。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满怀忠愤的情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赣江北流，此言东流，词人写胸怀，正不必拘泥。无数青山虽可遮住长安，但终究遮不住一江之水向东流。换头是写眼前景，若言有寄托，则似难以指实。若言无寄托，则遮不住与毕竟二语，又明显带有感情色彩。周济云：“借水怨山。”可谓具眼。此词句句不离山水。试体味“遮不住”三字，将青山周匝围堵之感一笔推去，“毕竟”二字更见深沉有力。返观上阕，清江水既为行人泪之象喻，则东流去之江水如有所喻，当喻祖国一方。无数青山，词人既叹其遮住长安，更道出其遮不住东流，则其所喻当指敌人。在词人潜意识中，当并指投降派。“东流去”三字尤可体味。《尚书·禹贡》云：“江汉朝宗于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江河行地与日月经天同为“天行健”之体现，故“君子以自强不息”。杜甫《长江二首》云：“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故必言寄托，则换头托意，当以江水东流喻正义所向也。然而时局并不乐观，词人心情并不轻松。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词情词景又做一大顿挫。江晚山深，此一暮色苍茫又具封建式意味境界，无疑为词人沉郁苦闷之孤怀写照，而暗应上阕开头之郁孤台景象。。
此词写作者登郁孤台（今江西省赣州市城区西北部贺兰山顶）远望，“借水怨山”，抒发国家兴亡的感慨。上片由眼前景物引出历史回忆，抒发家国沦亡之创痛和收复无望的悲愤；下片借景生情，抒愁苦与不满之情。全词对朝廷苟安江南的不满和自己一筹莫展的愁闷，却是淡淡叙来，不瘟不火，以极高明的比兴手法，表达了蕴藉深沉的爱国情思，艺术水平高超，堪称词中瑰宝。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诗人重游小时居住地，恍然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诗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千头万绪，欲言还止，而诗人只撷取河边杨柳意象来传情达意。
这是一首咏物诗，所咏之物是“汾上柳”，所抒之情是重返旧地的欢快喜。柳树本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植物，而诗中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柳树以动人的情感。诗的语言很平常，如说白话，可是一个“归”字写出了诗人对旧居的怀恋，故地重访，就像当年回家一样，自然而然，信步走来，写出对环境的熟悉和亲切感。旧地的一切，都像自家人一样朴实真切，亲在骨子里。就连汾河边的柳树，微风拂来，依依流连，像是对作者打招呼，亲昵可爱。
诗的后两句比拟手法新颖、别致。特别是“也依依”三个字，不仅写出了柳树的娇娜可爱，而且把柳树对作者的不舍之情、留恋之意，生动地表达出来。而这种动人的话态，是作者重到“此地”，即题中“平阳郡”的心境的具体写照，是“宛似归”的形象描绘。这种物与情、情与境交织在一起的描写。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使所咏之物栩栩如生，使所抒之情历历可睹。而且不正面说自己见到河边柳树生起依依之情，却说柳对人依依，对面下笔，赋予柳以人格和情感，便使诗中平添一种感情交流的温馨之情，艺术效果高超。
诗人撷取河边杨柳意象来传情达意。自古即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古诗中亦屡见不鲜，诗人能化陈出新，意巧语奇。诗中即浓缩了诗人哽咽难述的追怀，记载着诗人当初与旧邻长亭送别、依依不舍的动人画面，也凝聚着诗人对故地的深厚感情。言短而意长，语浅而情深，杨柳依依之貌形象生动，俏如丽人，直有画面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