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
刘禹锡在永贞元年(805)被贬为郎州司马,到元和十年(815)离开。此诗即作于郎州任上。
春天悄悄地来了,小小的昆虫也抖擞精神活跃起来。反顾自己,却似屈原当年之被馋放逐,有家难归。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察觉往昔自己的天真幼稚。异乡度岁,旧友星散,梦庭冷落,这已经够凄冷了。作者又以儿童过节时候无忧无虑的欢乐、嬉戏作衬托,更深一步显示自己的抑郁和寂寞。透过诗歌表面郁气的平缓、冷静,我们更能感受到诗人灵魂的颤动、不平。
见于姜云选注的《古人吟佳节:节令诗三百首》中的第6页-第7页。
这是一首写好友老年时离别伤情的诗,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送别诗。
写送别,既不写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又不通过写景抒情达意,而是从年轻时的分别写起,用一“易”字,说年轻时不把离别当成一回事,总觉得再会是很容易的。这里既是对从前分别的追忆,又是对过去把离别不当成一回事的追悔。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起句自然,平平叙来,而眼前依依不舍的感情隐含其间。“黯然伤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毕竟是人生中伤痛的事情。“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年轻时不在乎,因为来日方长,而年老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所剩日子无多,不能再轻易离别了。作者把老年时对待别离的感情和态度与年轻时相比,不但使诗意深入一层,而且把一别之后难得再见的痛苦而沉重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
“勿言”二句起承转作用,是从离别写到别时的酒宴。说明此次饯别,不同以往,眼前的一杯薄酒,不要再以为不算什么,因为到明日分别以后,恐怕再难于一起把杯共饮了。“一樽酒",形容其少。“难重持”,很难再一同共饮,而且是“明日”,就在眼前。这是多么令人心酸而又遗憾的事情。小小一杯酒,寄托了依依难舍之情以及极可珍惜的知己的无限情意,语调低沉,伤感不已。
最后,作者则驰骋丰富的想象,想到古人梦中寻友的动人事迹,他想模仿古人,在与范安成分别后,梦里去寻他以慰相思之苦。但是,梦中要迷失道路,好友是寻不见的,因而相思之苦仍消除不了。作者用了“何以慰相思”进行反问,把真挚的友情,“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酸楚的心理状态,精细地刻划了出来。这两句诗,把深厚的友情表达无余,把不忍离别之情推向高潮,是感情的升华,是痛苦的倾诉,含蓄蕴藉,有画龙点睛之妙。
这首诗在沈约的诗作中很有特色,不但句句言别,句句言友情、别情,气脉贯注,波澜起伏,而且通篇率尔直言,语言通畅流利,说话的语气,情感的表达均突出了老年人分别时的心理状态,依依留恋的深情厚意以及凄怆酸楚的痛苦心情。而感情的抒发,来自内心深处,毫无造作之感。另外,诗的风格朴素,气骨道劲,不事雕凿,不用对仗句子,有平易亲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