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此诗风格上具有作者青壮年时期诗词那种豪气张扬、气势雄浑的一贯特点而且表现了他在艰辛探索中急切进取的伟大政治家情怀。
这首诗抒怀明志。借典咏史，抒发诗人报效祖国、改造社会的豪情壮志，同时歌颂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伟大事业，寄托对祖国未来的殷殷期望。
首联以诗人到历史名城洪都之行起兴，引发思古之情，藉以通过“祖生击楫”典故的运用，表达坚持革命事业的信念。
颔联生动形象地对诗人大半生的革命生涯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久听南天雨”即是诗人对自己在南方经历种种急风暴雨革命斗争经历的回忆。“曾挥北地鞭”同样是诗人对自己在北方几十年戎马生涯的一种概括总结。可以说，诗人在首联和颔联引用祖逖北伐和祖逖、刘琨闻鸡起舞的典故，意为表现对以往革命斗争的回顾、歌颂之情和表达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
颈联以对比的手法表现诗人对祖国新天地与光明前途的瞻望。诗人自己虽然老了，但是祖国却“彩云长在有新天”。尾联是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一代更比一代强，表达了诗人对革命接班人的殷切期望与热情激励。全诗意蕴深长，用典恰当，气势豪迈，格调昂扬。
吴藻是嘉庆年间浙江仁和的一位女词人。她天资聪慧，才气过人，自称“扫眉才子”，与当时的社会名流和名媛淑女交往唱酬，颇负盛誉。所作小词巧于构思，精于造语; 长调则豪放有丈夫气，尤善题画。这首《如梦令》以寻常口语入律，可与《漱玉词》媲美。
词人抓住生活中一个细节——燕子飞入帘幕，巧妙地加以生发，用人禽对话的生动形式，抒发其春闺寂寞的心情，读来别有情趣。
首句“燕子未随春去”，出语平淡而意蕴深曲。燕子是一种候鸟，春社来，秋社去。在百花争妍、百鸟和鸣的春天，她伴随春光一起来到江南，穿帘过户，栖梁而宿;而当雨狂风斜、众芳凋零的暮春，她仍留在梁间，给爱春惜春的人以心理上的慰藉。本词开头这句略去对繁华春景的铺写，也不说春事消歇、春意已尽，单说“燕子未随春去”，则爱春、惜春之意已明。这种手法词家称之“扫处即生法”。次句“飞到绣帘深处”承接上句而补足语意。词人独处深闺，忽见一双燕子穿入绣帘，心中又是惊讶，又是欣喜，又是疑惑。惊的是燕子闯进闺房，可谓不速之客;喜的是燕子未随春去，说明春意尚留驻人间，何况闺中寂寞，这自天而降的小生物正好作伴; 疑的是小燕子绕梁而飞，口中呢喃不停，它究竟在商量什么呢?词人不免定下神来注视片刻：“啊! 莫非是想搬来和我同住吧! ”(侬，吴地方言，即我)燕子没有回答，可是女主人却迟疑了——“延伫，延伫”两句重言把人物恍然大悟、惊定还疑的神色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出来： 有燕子同住，固然可聊解寂寞，但终究排遣不了心头的怨愁，所以又含笑带趣加以回绝说：“不许!”
一首短短的小令出现了两个富有个性的形象： 活泼多情的燕子和孤独寂寞的女主人。前者是后者的陪衬。自从燕子入帘，女主人的心理活动一下就活跃起来：时惊时喜，似痴似顽，自猜自疑，自问自答，嬉笑打趣的背后隐藏着春闺独处的郁闷。词中用语浅近而活泼，对话生动，纯以口语入律，“莫是要和侬住”、“含笑回他： ‘不许’ ”这类句子与李清照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和辛弃疾《西江月》“却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都是词中口语化、散文化的佳句
这首词描写游子思念佳人，以美人喻鲜花，用爱的柔笔抒发自己的迟暮之感，使花园的寂寞与人世的幽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词人惜花伤春的同时，也在自怜自伤。“惜花”更“惜人”。上片抒写春归花谢之景象；下片着意刻画人惜花、花恋人的生动情景。全词笔触细腻，融情于景，构思精巧，回环曲折，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词的上阙抒写春归花谢之景象。开首二句，“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点明时令、主人公身份，抒发惜春心情。长期羁旅在外的词人，值此春去之际，不禁发出虚度光阴的感叹，写来含浑而不显露。“正”字、“怅”字直贯全篇。“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过翼”，以鸟飞作比喻，形容春归之迅速，这三句一句一转：“愿春暂留”，表示不忍“虚掷”，珍惜春光；“春归如过翼”，春不但不留，反而逝如飞鸟，竟成“虚掷”；“一去无迹”，不仅快如飞鸟，更无影无踪。“一去”二字，直说到尽头，不留余地。随着句意，惜春之情愈转愈深。以上五句写春去，是题前之笔。接下陡然提出：“为问花何在？”一笔喷醒，又轻轻顿住。其实从下句“夜来风雨”至上片结束，皆从此一问而出，振起全词。“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二句，正面写落花。以美人比落花，唐代即有。沈亚之《异梦录》：“王炎梦游吴，同葬西施。”韩偓《哭花》诗：“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这里本应说吴宫，但为律所限，故借用“楚宫”。这三句既写因夜来风吹雨打，使落花无家，更写由于落花是无家的，所以虽有倾国之美姿，也得不到风雨的怜惜。这里是人与花融合来写，以花之遭际喻羁人无家、随处飘零之身世。这三句一开一合，一起一伏，很好地表达了词人内心的矛盾与苦闷。“钗钿堕处遗香泽”以下六句，大力铺开，尽情写蔷薇谢后的飘落情况。“钗钿堕处遗香泽”，这里是以美人佩戴的“钗钿”喻落花，化用徐夤《蔷薇》诗：“晚风飘处似遗钿”句意，零落之余，只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落花飘零是惨景，而以“桃蹊”、“柳陌”来衬托，却显得极有情致。接下侧写一笔：“多情为谁追惜？”“为谁”，即谁为。春去花残，观赏者都已散去，应不再有多情追惜之人了。“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二句一转，蜂蝶无知，不知“追惜”，然而它们却以媒人、使者的身分“时叩窗隔”，似乎在提醒室中人去“追惜”。通过以上描绘，把蔷薇虽然凋谢而香气犹存，春天虽然逝去而值得追惜之情景写得韵味盎然。词作上片特用问语“为问花何在”、“多情为谁追惜”，加以强调，以突出“无家”与“无人追惜”之意，由此见出内中隐含词人自己的身世遭际之感。
词的下阙着意刻画人惜花、花恋人的生动情景。“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开首二句起衬托作用，以引起下文。词人不忍辜负蜂蝶之“时叩窗隔”，于是走出室内，来到东园，只见园内花事已过，碧叶茂盛，一片“花落”后“岑寂”的景象，也是“光阴虚掷”、春天“一去无迹”之实况。“静绕珍丛底，成叹息”，写人惜花。为了“追惜”，词人静静地绕着蔷薇花丛，去寻找落花所“遗”之“香泽”。“成叹息”三字总括一切，承上启下。“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三句，为一叹，写花恋人。花已“无迹”，但有“长条”，而“故惹行客”，话别“牵衣”，有同病相怜之意，也写出“行客”之无人怜惜、孤寂之境况。无情之物，而写成似有情，虽无中生有，却动人必弦，感人至深。“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四句，为二叹。在“长条”之上，偶然看见一朵残留的小花，词人以为这就是打算与其话别者。虽然“残花”本不是“簪巾帻”之物，然而“行客”却颇受感动，故“强”而“簪”之。然而这根本比不上它当初盛开时插在美人头上之妩媚动人。残英强簪，令人回想花盛时之芳姿，映带凋谢后之景况，有无限珍惜慨叹之意。这既是慨叹花之今不如昔，更是慨叹自己的“光阴虚掷”、“人老珠黄”。词作写至此，词人如梦初醒，似有所觉悟，又有无可奈何之感。最后三句“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为三叹。词人因终不愿落花“一去无迹”，所以又对花之“漂流”劝以“莫趁潮汐”，冀望“断红”上尚有“相思”字。如若落花随潮水流去，那上面题的相思词句，就永远不会让人看见了。“何由见得”，即何由得见，流露了依依不舍的深情蜜意。这里活用红叶题诗故事，借指飘零的花瓣。末句复用问语，逆挽而不直下，拙重而不呆滞。
这是首“惜花”之词，更是首“惜人”之作。全词构思别致，充分利用慢词铺叙展衍的特点，时而写花，时而写人，时而花、人合写，时而写人与花之所同，时而写人不如花之处。回环曲折、反复腾挪地抒写了自己的“惜花”心情，又表露了自伤自悼的游宦之感。
诗的前两句以李白、杜甫的诗为例来说理：“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为了说明诗风代变的道理，诗人举出了诗歌史上的两位大家，唐代的李白与杜甫为例。李白、杜甫的诗歌万古流传，无人能与之相比。即使是李、杜这样的大诗人，他们的诗作因流传千年，播于众口，已经不再给人以新鲜感了。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可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国家代代都有有才情的人出现，他们各自的影响也不过几百年而已。作者认为诗歌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上应求变创新，而不要刻意模仿，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
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