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戎昱的组诗《塞下曲》中的第六首，即 最后一首。其它五首都是五言六句的古诗，这一首是 五言律诗 。此题一作《塞上曲》 ，唐新乐府辞，属 《横吹曲》。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勾 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 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将 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将士带来 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
首联“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 ”，点染了边塞紧张的战场气氛，据《汉书·西域传》王先谦补注谓 白草“春兴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 白草为北风所凋 ，其风之大，其气之寒，可以想见。 另外《诗经·邶风·北风》有“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北风是象征国家的危乱，所 以此处也指边境形势十分险恶，下句紧接着写外族军 队正在加紧寇边，步步向要塞逼近 ，军情非常紧急。 骎骎，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这两句，把边塞的环境， 沙场的气氛形象生动，显得笔势凌健。虽然边将这个 形象还没有出场，却做足了烘衬和铺垫之功。
中间四句，着力刻画边将的形象，表现其久戍不 归的痛苦心理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铁衣霜 露重，战马岁年深 。”在秋天的夜晚，清冷的月光照 着城楼上的戍边老将，他凝望着秋空中的明月，不禁 想到万里之外的家人，心中涌起一阵凄楚之情。渐渐 地，他的铁衣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他相依为伴 的战马不时发出嘶鸣，似乎也在感叹戍边的岁久年深。 秋月本为寻常之物，但与戍楼联系起来，就暗示出了 边将的思家之念。铁衣是边将随时披戴之物，覆以重 重的霜花，足见边地之苦寒，边将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战马，更是边将不可须臾分的伙伴，连牲口也苦于久 戍边地，更不必说人了。四句诗中，作者选取了与人 物紧密相关的景物、事物，使之不着痕迹地高度融合， 组成形象的画面，而人物的心情，也从画面中自然流 出，收到了感动人心的效果。
这四句诗在句法上也很有特色。前两句诗是两个 名词性词组，中心词是“月”和“心 ”，而读者却可 以从与“心”字相对的“月”中去体味、领悟丰富的 含义，使得诗句极为简练、含蓄。后两句又变换句法， 改为主谓结构 ，重点突出了“铁衣”和“战马”，实 际上突出了对边将形象的塑造 。这种句式上的变化， 既强调了重点，突出了形象，又带来了节奏上的轻重 变化，读来更富节奏感，表现了作者娴熟精湛的技巧。 最后两句，“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是诗人 从边将的形象中自然引发出来的深深的感叹，表达了 对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战争的厌恶。“卢龙塞”，古地 名，三国魏称卢龙郡，在今河北迁安县西。此地形势 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唐置卢龙节度使，以抵御突厥、契丹、回纥的入侵，战火始终未断。作者从月夜 戍楼中的老将，联想到了久远的历史，想到残酷的战 争至今不息，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本诗针 对当时唐帝国对边防的无能，久久不能平息边患，因 而使得将老兵疲，给将士带来了痛苦，具有讽喻作用。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展示老将出场的背景，为人物形 象的出现作铺垫，那么尾联就是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之后 ，作者对其内心所作的更深层次的解剖和引申， 使思想在形象的基础上得到了自然的升华，从而揭示 出更为深远的意义。首尾两联互相照应 ，互相补充， 互相生发，又使得中间两联所描写的老将的形象更为 生动，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不仅句法富有变化，而且用字也特别凝炼、 准确、形象。动词“凋”字，用以表示北风对白草的 强大威力 ，“飞”字用来说明烟尘的接连不断和弥漫 无际，都极为有力、准确。形容词“重”字、 “深” 字，更具有双重含义 ，不仅写出霜重、年深的情况， 而且进一步表示出边将内心的深重痛苦，十分形象而 又含蓄。前人评价昱的诗“滥觞晚唐 ”，就是指其 遣词造句严整工稳而言，但诗人的“匠心”表现在诗 中却堪称羚羊挂角不着痕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北方凛冽，白草凋敝，胡人战马急驰，让边境不得安宁。
深夜士兵只能在瞭望的岗楼上望月思乡，每当秋天来临，边疆战士就提高了警惕备战之心。
身上披霜载露的铁衣变得分外沉重，年深日久，朝夕相处的战马也慢慢衰老了。
自建塞初始，边境就一直不安宁，战争的烟尘一直飞扬至今。
注释
骎骎：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戍楼：古代边防用以防守、瞭望的岗楼。
卢龙塞：古地名，三国魏称卢龙郡，在今河北迁安县西。
这首诗是戎昱的组诗《塞下曲》中的第句首，即 最后一首。其它五首都是五言句句的古诗，这一首是 五言律诗 。此题一作《塞上曲》 ，唐新乐府辞，属 《横吹曲》。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北 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 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中 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中士带来 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
首联“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 ”，点染了边塞紧张的战场气氛，据《汉书·西域传》王先谦补注谓 白草“春兴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 白草为北风所凋 ，其风之大，其气之寒，可以想寇。 另外《诗经·邶风·北风》有“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北风是象征国家的危乱，所 以此处也指边境形势十分险恶，下句紧接着写外族军 队正在加紧寇边，步步向要塞逼近 ，军情非常紧急。 骎骎，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这两句，把边塞的环境， 沙场的气氛形象生动，显得笔势凌健。虽然边中这个 形象还没有出场，却做足了烘衬和铺垫之功。
中间四句，着力刻画边中的形象，表现其久戍不 归的痛苦心理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中心。铁事霜 露重，战马岁年深 。”在秋天的夜晚，清冷的月光照 着城楼上的戍边老中，他凝望着秋空中的明月，不禁 想到万里之外的家人，心中涌起一阵凄楚之情。渐渐 地，他的铁事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他相依为伴 的战马不时发出嘶鸣，似乎也在感叹戍边的岁久年深。 秋月本为寻常之物，但与戍楼联系起来，就暗示出了 边中的思家之念。铁事是边中随时披戴之物，覆以重 重的霜花，足寇边地之苦寒，边中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战马，更是边中不可须臾分的伙伴，连牲口也苦于久 戍边地，更不必说人了。四句诗中，作者选取了与人 物紧密相关的景物、事物，使之不着痕迹地高度融合， 组成形象的画面，而人物的心情，也从画面中自然流 出，收到了感动人心的效果。
这四句诗在句法上也很有特色。前两句诗是两个 名词性词组，中心词是“月”和“心 ”，而读者却可 以从与“心”字相对的“月”中去体味、领悟丰富的 含义，使得诗句极为简练、含蓄。后两句又变换句法， 改为主谓结构 ，重点突出了“铁事”和“战马”，实 际上突出了对边中形象的塑造 。这种句式上的变化， 既强调了重点，突出了形象，又带来了节奏上的轻重 变化，读来更富节奏感，表现了作者娴熟精湛的技巧。 最后两句，“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是诗人 从边中的形象中自然引发出来的深深的感叹，表达了 对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战争的厌恶。“卢龙塞”，古地 名，三国魏称卢龙郡，在今河北迁安县西。此地形势 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唐置卢龙节度使，以抵御突厥、契丹、回纥的入侵，战火始终未断。作者从月夜 戍楼中的老中，联想到了久远的历史，想到残酷的战 争至今不息，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本诗针 对当时唐帝国对边防的无能，久久不能平息边患，因 而使得中老兵疲，给中士带来了痛苦，具有讽喻作用。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展示老中出场的背景，为人物形 象的出现作铺垫，那么尾联就是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之后 ，作者对其内心所作的更深层次的解剖和引申， 使思想在形象的基础上得到了自然的升华，从而揭示 出更为深远的意义。首尾两联互相照应 ，互相补充， 互相生发，又使得中间两联所描写的老中的形象更为 生动，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不仅句法富有变化，而且用字也特别凝炼、 准确、形象。动词“凋”字，用以表示北风对白草的 强大威力 ，“飞”字用来说明烟尘的接连不断和弥漫 无际，都极为有力、准确。形容词“重”字、 “深” 字，更具有双重含义 ，不仅写出霜重、年深的情况， 而且进一步表示出边中内心的深重痛苦，十分形象而 又含蓄。前人评价昱的诗“滥觞晚唐 ”，就是指其 遣词造句严整工稳而言，但诗人的“匠心”表现在诗 中却堪称羚羊挂角不着痕迹。
此词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词上片是少妇语，下片是灵鹊语。全词纯用口语，模拟心理，得无理而有理之妙，体现了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中国固有的民间风俗。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它的“跛脚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使词作活起来。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
这首诗就眼前景下笔，“秋”点节令，“午”点时间，“荒山”即峨山，荒凉萧疏，写景为抒写“意悠悠”之情作渲染。身遭贬谪，远离家乡，独上荒山，心绪万千，可见“意悠悠”涵盖着诗人当时复杂纷繁的情感。第三句虚接，转出“望乡”情，这悠悠情思中，乡情是诗人当前最重要的情愫。然而，登上峨山望乡，“西北是融州”，隔断了诗人的视线，故乡不可见。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显得自然和淡，含蓄有味。诗人先写“荒山”，后写“独上”，最后以疑问作结：为什么我望乡的地方，偏偏却只见融州。下面让读者自己去回味、深思，以想象和推论作补充。这里没有秾丽鲜艳的色彩，没有絮絮滔滔的叙述，仅仅二十字，既构思完整，又感情充沛。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实景虚写，表面是题写山水，实际抒发其归国无路的隐痛。作者以眼前之景，道难言之苦，构想自然，神妙无比。又蕴含离乡之情、迁谪之思，言简意赅，语近情遥，深于哀怨，真是绝妙好诗。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