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祭文。此文表面上是为悼念秦末群雄之一的田横而作，而实际上是作者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以古今对比的手法，通过歌颂田横“义高能道士”，借以表达作者对当时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明的不满。文章主旨明确，却又写道曲折朦胧，扑朔迷离，而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全文第一段实际上是文章的小序，用来过渡。但韩愈常常在小地方作大文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韩愈单单凭吊田横，事出有因。田横出生于齐国贵族，兄弟三人相继为王。秦汉之际，田横兵败携五百人逃至海岛。汉高祖刘邦以“大则王，小则侯”劝其归附。田横却在未见刘邦之前自杀。刘邦感叹而厚葬田横，随后田横手下两人也自杀。海岛上五百人获悉田横及手下二志士皆死，全部集体自杀。史称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韩愈过田横墓以“能道士”为表象，以“义高”的意蕴，展开文思，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之块垒，借田横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第一段是为下文运气、蓄势。
祭文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段，形式为韵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有劈空而来、声势夺人之概。旷，空可以引申为超越。超越百世而相感，是“心有灵犀”，显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千钧之力。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又用“余不自知其何心”释放，故作腾挪。其实，产生“旷百世而相感”的韩愈其心非常明确，就是第一段中的“感横义高能道士”。这里的“余不自知其何心”，盖有难言之隐衷。因而曲折隐约，扑朔迷离。“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又扳回一笔。“今世之所稀”和“欷歔而不可禁”都暗中紧扣“义高能道士”之事而言。行文中不出现此等字面，是故作隐约朦胧。“余既博观乎天下”以下四句，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余既博观”二句，承上文“今世之所稀”生发；“死者不能复生”二句，继上文“使余欷歔而不可禁”深入，层层逼近，部署谨严。统观天下，无田横之高义，亦无田横之重士，道尽心中不平之气，骂尽当时的权贵；田横死而不能复生，自叹无人可归以从，道尽心中愤懑之情，骂尽世上庸俗之人。以上八句，两换其韵，行文跳动闪烁，似承而折，若断若续，文心锦绣，姿态横生。
但是，由田横而感发的当时政坛无义、不能道士必须进一步阐明，因为田横“义高能道士”毕竟以失败告终，于是韩愈又从田横的失败着笔，说“当秦氏之败乱，道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於剑铓”，以退为进，将田横的历史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达出来。首先表明田横的失败与道士无关，以孔门多士而孔子一生却道不行于列国为例，确认田横所道之士皆贤，而田横失败，惟归之于天命。但是韩愈以“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两句，力挽山河，否定天命。而否定天命论，就是承认“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而肯定了田横的“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就是针砭当时执政者不能做到“义高能道士”。因此与其说此文是哀悼田横，还不如说是慨叹作者自己的怀才不遇。不过，他并不因此悲观绝望，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道义上的自信。文章正面表态，反面一枪，正正反反，妙处横生。
当然，这是一篇祭文，最后道回到对田横的悼念上来：“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韩愈不仅在精神上感到田横的存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表示了他的极大虔诚。对田横的虔诚，正是对今世的怒视。以上十四句一韵到底，虽意蕴上腾挪擒纵，曲折多姿，但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与前一层次有明显的不同。韩愈为文，变化莫测，此文也是一个佳例。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此诗前八句概述刘邦起义到据有天下的过程，之后四句写刘邦和项羽关系的转变过程，最后六句点明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全篇一气呵就，造语雄健，神采飞动，如行云流水，自然浑成而感情充沛。
此诗用平声真韵，一韵到底，杂以偶句，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古诗。起笔二句高度概括了刘邦自沛县起义至登上显赫地位的情形。“跃鳞”二字，比喻形象生动，用得极妙。
接着二句写刘邦手提“三尺剑”，率军攻入武关，占据威阳，使秦二世投降，消灭了无道的秦朝。再接着四句写群雄并起灭秦，后刘邦任用群英，用五年时间击败项羽，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其威势刚猛，震动天下，使诸侯宾服，登上了皇位。
“五星三”三字尤妙，既是吉祥语，又是新巧比喻，暗示了刘邦必然得志，贵有天下民。之后四句揭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始而联合灭秦，后而分裂对抗。
前二句言二人共同抗秦，曾“约为兄弟”；后二句言刘邦在楚汉争斗中两次遇险：一是刘邦赴鸿门宴，差点被范増、项庄谋害；二是荥阳之役，汉军被围，刘邦乘间逃遁。此二例选材典型，见出刘邦愈挫愈奋，在紧要关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六句揭示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一是将士征战的苦辛，二是善于驱使韩信、彭越等爪牙，三是善用张良、陈平等谋士。其中，最后的“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二句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兴亡感慨之叹喷涌而出，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以前朝为鉴，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
全诗用传体将汉高祖一生重大经历浓缩入诗，以创业之艰难烘托其建立西汉王朝的伟大功绩，同先唐其他诗作感情基调一致，而全用史事，选材典型，简练概括，寓慨良深。
这是一首回赠诗，表现了诗人对王维亦官亦隐生活的羡慕，从“今宵竹林下，谁觉花源远”中，可以体会诗人的隐退之思。全诗清新幽远，新颖别致，自然浑厚，读之回味无穷。
开头“山月随客来，主人兴不浅。”两句，一写客人，一写主人。起句实写客人，虚写主人。客人光临，主人自然要出来迎接。“山月”是实写，点题之“春夜”。月随客到，以助主人之兴。自然带出下句“主人兴不浅”：这句实写主人，虚写客人。主人兴不浅，客人自然也不会减半分，可见宾主之欢悦。起句说月随客到，“客”即诗人自己，大有反客为主的味道，显示了诗人与友人的亲密无间。
“今宵竹林下，谁觉花源远。”两句中“今宵”承“山月”，四句“谁觉花源远”照应“兴不浅”。春山夜月，幽幽修竹，月光朗照，一片朦胧，寂静安闲，而宾主逸兴不浅，远离尘世杂念，不能不让人想起世外桃源。此中暗含了诗人对主人生活的钦羡向往。
“惆怅曙莺啼，孤云还绝巘”写莺啼将晓，主宾各散，如彼孤云之还绝巘。这里，“还”字点明宴会将散，诗人将还。着一“孤”字，显见诗人别后之失落与孤单。复着“绝”字，语意更甚，更为怅然。全诗清新幽远，读之回味无穷，如品香茗，久尝愈觉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