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以低沉的慨叹开头：“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说明此次战争进展的不顺利，未能旗开得胜，不能凯旋；归期遥遥，不能不令人哀愁。这里的“愁”不仅仅是个人的思亲念友恋乡，更主要是战争的发展形势无法令人乐观。敏感而富有侠气的诗人，不能不为国家和民族而担忧哀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这两句并不完全是状物写景，而兼有比兴之意，内涵极其丰富复杂。自南来的山路还条条路着中原土地，通往京城。而离家万里的征人，眼望着归路不能归，却还要像北去的流水一样不断向前开拔；另一方面黄河源头的水流千里，据说还潜行地下，但终归流向了中国的腹地。征人们的心也如同这流水一般，不论奔赴哪里，始终系念着祖国家园，这是天性使然。诗人浮想联翩，构思奇特，措词朴实自然。“晚风路朔气，新月照边秋”，抒写的是征人眼中的景色，渲染出一种边塞战场特有的悲凄、肃杀气氛。“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这里利用细节描写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行军的路上，灶火路成一片，营垒相接，声势浩大。这里没有直接写人的活动，但千军万马已跃然纸上。传递战报的烽烟直逼戍楼，一个“上”字，战火之紧急不言而喻。这两句诗照应题目，描绘出蒲类津宿营的真实状况。“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写交战前夜诗人的情感。汉班超曾在蒲类津打过仗，在西域立下不朽的功勋。诗人渴望能出现班超式的英勇人物，克敌制胜，赢得功名利禄。结尾“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是借汉李陵战败投敌之事表示宁死不屈的气概。按《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将军郭待封尝为鄯城镇守，但为耻居薛仁贵之下，不听从薛仁贵指挥，以致贻误战机，一败涂地。这首诗也有影射此事之意。
诗人产生的愁苦情怀，不仅是思归念家的情愫，更是对国家边塞境况的忧虑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奋起迎敌、苦战到底的决心，不无针砭现实的意义。这首五言诗，以其积极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历来被诗论家所称道。其次诗人善于用典，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崇尚勇武、渴望建功、不耻降低职务等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感情。全诗情感强烈，笔势波澜起伏，大笔勾勒与工笔刻画相得益彰。
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表面是写溪水性情，实际是借物抒情，表达作者对自由的追求。溪水像奔马一般，自由自在地向东急驰，生命得以活跃，多么惬意神爽。不料像奔驰的骏马被勒住马缰一样，“前山”硬逼溪水向西彻底改变方向，横杀志向，使得一向性情温柔的溪水发怒。
此时急声变成了怒吼，反抗之情跃然纸上。溪水要求急速放开束缚，山却横阻无情，几经斗争，水速减慢了。这缓慢的水声像是发出不被理解的悲叹。作者抓住水速的急缓，抒写自己向往自由的情怀，独出机杼。
首句点题，说明自己行程。“烟瘴”二字，切岭南气候，暗示自己因为避乱到连州，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次句具体写流亡生活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连用“疾病”、“衰颓”、“不堪”三词，突出环境的恶劣，也隐隐将自己对国事的忧愁略加表露，语意低沉深挚。历来诗人都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对风物的吟咏之中，这两句诗切定“烟瘴”，从而直述种种不堪，也是采用这一手法。
三、四句笔锋忽转，不再写自己，转说小儿女不知道是逃难，坚持说眼前的景物比江南还好。这两句看似平常，实际上颇见构思之苦。诗以“避地”二字为主脑。眼前的风光，未必不如江南，关键是诗人此番是逃难而来，他又是江南人，见惯江南景色，如今颠沛流离，心情不佳，遥望故乡，战火不息，他怎会对眼前的景色赞赏呢？他又怎么会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秀丽景色呢？反过来，儿女年幼，没有大人那样的忧愁，自然感觉不同，说眼前的景色胜过江南。诗人这样写，正是通过小儿女的不解事，反衬自己的忧思，所以用“强言”二字为小儿女定位，道出心中无限凄楚。苏轼《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将心中的感慨借小儿的误会诉出，寓庄于谐，兴味无穷；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直接说小儿女无知，表示自己悲伤。吕本中这首诗也通过小儿女的不懂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取径不同，仍然很有可能是受了前人的启发。
诗前两句从正面直说，写得很凝重压抑；后两句从侧面衬托，表面上作轻描淡写，实际上将原本的痛苦渲染得更加深沉。吕本中诗自附于江西诗派，讲究“悟入”、“活法”，这首诗写得沉浑老成，就是从杜甫诗入径，而加上了自己的变化。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