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从首句中摘取二字为题,题目与诗的内容无关。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序中所说“思亲友也”。诗中运用比兴的手法和复沓的章法,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烘托描写,和不能与好友饮酒畅谈的感慨,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
诗歌全篇贯穿了陶渊明因不能和友人共享美好的抱恨之意,这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希望与友人共享美好的深情。无论是“良朋悠邈,搔首延儜”的烦急,还是“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的无奈,无论是“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的愿望,还是 “岂无他人,念子寔多”的担忧,无不尽显诗人的火热心肠和深情厚意。
正因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一往情深,而使诗人陷入寂寞孤独:“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始发新芽的东园之树,都竞相用发着嫩芽的枝叶让我快慰,这正是因寂寞孤独而生幻觉,或聊以自慰。因为寂寞孤独,诗人才羡慕那“翩翩飞鸟”的“好声相和”,而益发“抱恨”了。
诗中“八表同昏”等诗句,表面看是写天气,而用夏天雷雨前或冬天雪前的景象来形容春季的天色,似乎形容过量,显然,这里是暗喻国政时局被封建贵族、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搞得天昏地暗,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
此诗前十二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不能回家,因为“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的确舍不得分开。“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适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此诗标题中“初”就是关键字眼。而第二句中“豁”则是抒情字眼,蕴含着诗人的喜悦之情。这是一首写山的诗,却没有采用常见的“开门见山”的写法,而是为山的出场先做下了一系列的铺排,诗人所见的对象——嵩山直到末句才出现,增添了嵩山的神秘感。“数峰清瘦出云来”,是此诗最精彩的一句,但如把这一句提前,让嵩山一开始就露面,诗的意味就会变得索然。诗人巧妙地激发了读者急于相见的欲望,使嵩山在千呼万唤中隐现,而其一旦出场,全诗便在高潮中平稳结束,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诗人首二句不是写嵩山,而是从作者仕途失意落笔。“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作者奔走风尘,在困顿和疲惫中,全赖青山使他的情怀有时能得到短暂的开豁。这样,青山便在未露面之前先给了人一种亲切感,引起人们想见一见的愿望。一个“困”字,形象的展现了诗人疲劳困顿的精神状态,以及空怀一腔抱负在官场中左冲右突,却不得施展的惨淡景象。
第二句宕开一笔,转而去写奔波中的一点安慰,晓畅的语言骤然拉近了诗人与山的距离。青山的出现不仅使诗人得到精神的满足,更是一种自然流畅的情感寄托,吸引读者同诗人一样抬头绰望。所谓”近山而志高”,在这里,诗人对青山的亲近实际上就是对高洁傲岸的人格操守的亲近,也是对含蓄豁达的人生态度的亲近。
第三句“日暮北风吹雨去”,为嵩山的出场渲染了气氛。“日暮”言天已傍晚,落日余辉中更见嵩山的深幽巍峨。“北风吹雨去”,嵩山在风侵雨蚀后愈加清新朗润,但这只是诗人的想象,未见嵩山,心中已对嵩山的景象做了一番描摹。诗人采用渲染的手法,为嵩山的出现展开序幕。
前面一系列的铺垫成就了第四句的点睛之笔,“数峰清瘦出云来”,全诗只有这一句写嵩山,但诗境格外豁朗。嵩山终于在层层浮云中耸现出来,它一出现便淡化了所有的背景,其峭拔清瘦的形象是那么的清晰明朗,其高洁超脱的姿态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因而深得作者的喜爱和赞美。“出云来”三字抓住嵩山从云端现出的一刹那,表现出诗人的满足与喜悦,并紧扣“初见”二字。诗中鲜活清晰的意象往往是诗人情感的外化,寄予了诗人一定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在这里,诗人精心挑选了“清瘦”一词来形容嵩山,写得有血有肉,极富灵性,不只赋予嵩山以人的品格、人的风貌,更体现了作者的人格操守与精神追求,引人想象雨后嵩山的特有韵味和诗人得见嵩山后的一番情怀。至此,全诗感情达到最高潮,全诗平稳结束,却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篇诗作写的对象是嵩山,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表现诗人自己。人们在精神上以什么作为慰藉,往往能见出志趣和品格。困顿于仕途,赖以慰藉情怀的是嵩山,诗人的情志也表现了出来。同时山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艺术作品里,也往往受作者的主观感情支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这里有着主观感情对象化的问题。此诗用“清瘦”形容嵩山,不光是造语比较新奇,而且在诗人审美意识活动中也反映了他的精神气质与追求。中国士大夫中一些高人雅士,正是常常留给后世以清瘦、清竣的印象。如王维给孟浩然画像,“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就是典型的清瘦。因此,“数峰清瘦出云来”,虽是写嵩山,却又是人与景物融而为一,体现了诗人感情的外化。这首诗,将嵩山的面貌以及诗人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现给了读者,达到了一种物我相融的境界。
从艺术技巧上看,该诗渗透着醒豁通透的人生态度,拥有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色,又将自己刚毅超脱的品行与之融为一体,是张耒诗风的全面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