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七言排律,历来作者罕传,唐人也不多作,号称集大成的杜甫也只三、四首,玄机此诗却也堪入作者之林
冬已尽,春将归,诗人独行于陡峭难行的山道上,看到那泉声泠泠的溪涧,白雪皑皑的苦山,不禁联想起丈夫子安清俊的仪容、魁梧的身姿。于是,诗人以诗代书,写下了这封“情书”,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多才女子的痛苦遭遇和凄凉心情。
首联开门见山,写了一个出家为道的女子的相思之苦。起句写崎岖不平的山路,高耸入云的磴级,为次句的“行苦”作铺垫。“相思苦”不仅使用了衬托手法,而且通过句内顶真更加强了相思苦况的表达,成为贯穿全诗的感情线索和结构枢纽。对于一个女道士来说,山路之险峻已经是够艰苦的了,但诗人并不以此为苦,而是“苦相思”。诗人把对子安的相思之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突显出来。
次联诗人紧扣“相思”二字,从眼前之景写起,直抒胸臆。诗人触景生情,回忆了丈夫的音容,自然转入“相思”主题。以“冰销苦碉”和“雪苦寒峰”来比喻子安的清韵玉姿,既表现了诗人对子安的时时不忘,更写出了子安的情韵风度,体现诗人不凡的想象力,也让人体会到其对丈夫的挚爱深情。“清韵”即情韵,既是谐音,又语意双关。这两句神驰思飞,乍看写景,实则言情,融情于景,以景传情,是诗人心中隐情的真实流露,也是对“春情”的具体描绘,形象鲜明,光彩照入,是全诗精华之所在,对仗工稳,用典艳秀,才媛功力,于此可见。
三联承上而来,从爱怜出发,写了对丈夫的关心和劝戒。诗人絮絮叨叨的嘱咐,殷勤致意,体贴入微,关心备至。既劝子安“莫听凡歌”,切忌“病酒”;又提醒其“休招闲客”,不要“贪棋”。这既可以看出往日夫妻的情深,也可以看出今日身分两地诗人对子安的挂念以及对其乐而忘情的担忧,也正由于有这样的担忧,才有了对昔日盟誓的回忆和对他日重逢的期盼。
四联直摅胸臆,使感情达到高潮。“如松匪石盟长在”写出了诗人对子安表白如松柏长青、比石头更坚定的盟约长期存在,当年的海誓山盟还响在耳边。“比翼连襟会肯迟”,写出诗人坚信自己跟子安当如比翼鸟长相聚、不分离,比翼连襟之期是不会很苦的了。
五联写诗人对未来的幻想,水到渠成。离别是暂时的,随着时光流逝,冬去春来,还会在花好月圆之时破镜重圆、相爱如初的。然而, “终期相见”,未必能见, “月圆”之时,遥遥无期。所以,这只不过是这位痴情女子美好的憧憬而已,可见她的“相思”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着迷程度 ,这一句将诗人执着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末联关锁全篇,诗人决定把以上一切思念、爱怜、关怀、担忧、渴望之情,亦即一片痴情,统统和泪写入这首情诗,寄赠子安。“泪落晴光”,造语别致,内涵丰富。“泪落”是感情激动的表示,同李清照一样,李清照在写诗之前也是“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晴光”更具情态,眼泪夺眶而出,泪花捧在眼边,晶莹透亮,宛如晴空之夭光,这就把一个黯然伤神、幽柔钟情的女子的形象,如同雕塑一般地刻画出来,风流情韵,令人动容。与丈夫分别后,最值得相赠的东西就是诗人饱含泪水写的这首诗,到此珠圆玉润,圆满完成整首诗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全诗气局严整,思致绵密,述事陈情,从容流走,丝毫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胡应麟在谈到七言排律时曾有“唐惟女子鱼玄机酬唱二篇可选,诸亦不及”(《诗薮》)之说,在男尊女卑的文学界,此类评价足见鱼玄机作品功底之深。
征南诏这场战争是杨国忠把持朝政,为博名邀功而随意派遣边鄙一太守盲目攻击周边弱小民族的冒失行为。事先没有经过仔细调查,事中又不能随机应变,导致了这场战争大败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内幕则不是高适所能深知,或者虽知而不敢言,但诗中所描述的山穷水尽的情形,所歌颂战士们无所畏惧的气概,的确荡气回肠,足以警戒世人,发人深省。
在这首诗中,诗人目的不在分析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成败得失,而在称赞战士们为国赴难,不顾自身安危的慷慨激昂的感人举动。但诗人选取这么一个材料,却只是为了表达如此片面的见解,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十分书呆子气,给人一种本末倒置之感,这自然是诗人见识为时代和自身经历局限所致。
这首诗写面对国土被侵、主权旁落的深重民族危机,诗人满怀悲痛和无助,虽身处阳光和煦的春日,仍无法慰藉内心深处的愁绪,诗人忧国忧民,感怀于国家的懦弱与苦难,困惑国家的出路到底在何方,不禁与同胞们一起潸然泪下。全诗风格悲怆苍凉,情感浓烈真挚,闪烁着爱国精神之光。
《有感一章》这首诗是一首写大忧和大痛的七言绝句。首句“世间无物抵春愁”直抒胸臆,世间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了自己的“春愁”,极言自己愁之大、愁之重。“抵”这个动词使后面春愁一词一下子具体化形象化了,并给人无尽的想象。春天本来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但是在一年前的春天,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而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为春天留下了民族耻辱的阴影。当春天再次来临时,这种亡国之恨当然是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
第二句“合向苍冥一哭休”,紧承首句,进一步写悲。只有面对苍天,放声痛哭一场才能罢休,然而这“哭”字又不仅仅写悲,因为是向着苍天去哭而不是向隅而泣,那悲必然是悲中有愤。第三句“四万万人齐下泪”,由个人悲转向亿万广大同胞悲,表现的是更大的悲痛。同时也表明了诗人的思想情绪与亿万广大人民是一致的。
末句“天涯何处是神州”,点明了以上三句所写忧愁和悲痛的原因。在苍茫的大地上,昔日的神州不知到底在何处。被帝国主义瓜分了,这必然使诗人和全国亿万人民痛哭。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对国土沦陷、国家危亡的无限忧虑和悲痛,表达了对清王朝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愤慨,但这首诗写忧写痛并不使人沉溺于忧愁和悲痛,而给人一种催人警醒、奋争的潜在力量。直抒胸襟,感情激越,视野广阔,笔力沉重,以反诘收束,更增添了悲痛感慨的力量,这是此诗写作上的特色。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当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当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当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