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这首诗将一个宴饮歌舞的场面写的缤纷绚烂,有声有色,形神兼备,兴会淋漓,并且以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深切体验。
这首诗的前五句描写一幅奇丽熏人的酒宴图,场面绚丽斑斓,有声有色,给读者极强烈的感官刺激。作者似乎不遗余力地搬出华艳词藻、精美名物,目不暇接:“琉璃钟”、“琥珀浓”、“真珠红”、“烹龙炮凤”、“罗帏绣幕”,作者用这样密集的华丽字眼描绘了一场华贵丰盛的筵宴。其物象之华美,色泽之瑰丽,简直无以复加。
诸物象之间没有动词连接,就像一组蒙太奇镜头,将画面与画面按照内在逻辑顺序一一呈现出来。杯、酒、滴酒的槽床……这些具体意象的相继出现,给读者酒宴进行着的意念。这种省略叙写语言的手法,不但大大增加了形象的密度,同时也能启迪读者活跃的联想,使之主动地去填补、丰富那物象之间的空白。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四句写宴乐的鼓点愈来愈急,连串三字句法衬得歌繁舞急,仅十二字,就将音乐歌舞之美妙写得尽态极妍。不仅让读者目不暇视,甚至耳不暇接。这似乎已不是普通宴饮,而是抵死的狂欢。下面的诗句作者开始解释这炊金馔玉,浩歌狂舞的原因。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春光正美,太阳却冷酷地移向地平线;青春正美,白发却已在悄悄滋长。曾在繁茂的桃花园中,看花瓣随风如雨而落,那真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美。但每一秒的美丽,都是以死亡为代价的。何等奢侈的美丽。人们伸出手想挽留残春,但最终留下的,只是那空荡荡的枝头和指间的几片残红。在这凄艳的花雨中,在这渐渐拉长的日影下,愈转愈急的歌弦舞步是想追上时间的脚步,在时间鼓点均匀而无情的敲击声中,入唇的玉液琼浆己变得苦涩。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诗的前一部分是大段关于人间乐事瑰丽夸张的描写:美酒佳肴,欢歌曼舞,人生之乐似乎莫过于此。但结尾笔锋倏转,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死的意念和“坟上土”的惨淡形象,透露出一片苦涩幽怨的意绪。时光难逗留,诗人遂道,罢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既是壶中日月长,就多喝几杯,终日酩酊吧,无知无觉也就没有困扰了。何况哪怕好酒如刘伶,死后想喝酒亦不可得。可酒并不是真的就能令人忘忧。刘伶“一醉一石,五斗解醒”也未必真的逃避了痛苦。狂呼痛饮,及时行乐固然痛快,但是,即使秉烛夜游,人生又有几何,再回首已百年身,酒闲人寂之后,留下的只有深沉的孤独和空虚之感。况且生时的辉煌更加衬托出死后的悲凉,正是前后这种极度的反差和不协调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人间乐事极力地反衬出死的可悲,终日醉酒和暮春之愁思又回过来表露出生的无聊,这就是诗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死既可悲而生亦无聊的最大的矛盾和苦闷。人生总难免面对差别,在差别面前,庄子喜欢否定它,以求心灵的宽慰和淡泊;作者李贺则喜欢确认它、甚至放大它,以强化主体对生命、生活的敏感和执著。他为此宁愿悲愤伤感,宁愿陷入感性的深渊而不愿自拔。
这首诗以幽遽朦胧、瑰艳凄冷的意境,生动灵澈、神奇超常的意象,构设意与境浑的美学特质,充分表达诗人身处病态社会的烦闷、压抑、凄凉与愤激心绪,给读者以深刻的精神启示和审美感受。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