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诗的前四句,写了诗人渡江时见到的晚景,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山是“参差没”,火是“次第生”,处处体现“暮晴”的特点。
诗的后四句触景生情,抒发自己对南朝史事的感慨,诗中的“麾扇渡”在南京秦淮河上。前两句诗相对照,一句赞颂名士顾荣平叛有功,后一句写南朝的灭亡,从而流露出对南京亡国的伤感,后两句诗,诗人运用典故“秦淮玉笛声”来写南朝灭亡的伤心史,不能不使人惆怅,在秦淮河上,又听到用笛子伴奏,像是又唱起《玉树后庭花》。这里诗人借写南朝陈后主荒淫亡国的许多伤心事,来怨恨朝廷不引以为戒,致使国破家亡的感慨。
诗词在艺术手法上,用词精炼真切,动景出神入化,体现了神韵派诗的特点。给人一种诗中有画的感觉。另一个特点是运用典故,意寓含蓄,耐人寻味。诗人咏怀古迹,提到了“怨”,是因为什么怨,诗人写得非常含蓄,特别是最后一个典故“秦淮玉笛声”道出了作者咏史的原因,抒写亡国的缘由,可这也是含蓄的,略显深沉。
此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鞭挞了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脍炙人口。
起句描写华清宫所在地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犹如电影摄影师,在观众面前先展现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间,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西绣岭,又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语意双关。
接着,场景向前推进,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接下来,又是两个特写镜头: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了。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因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妃子”又因何而笑?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
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的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
“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它使我们想到春秋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一历史故事。周幽王为博妃子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导致国破家亡。
“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知道。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得知。这就揭露了封建皇帝为讨宠妃欢心不惜劳民伤财,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此诗表达了作者对穷奢极欲、权力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荒淫误国的无比愤慨之情。
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这首诗前半部分反复刻画海棠,极力形容海棠幽独,高雅,美丽、清淑的品格,后半部分写诗人访海棠,见花生感,抒发了“天涯沦落俱可念”的情怀。这里赞美海棠,悲叹海棠,实际上也就是寄托作者的情操,悲叹自身的遭遇。全诗因物寄慨,形象鲜明,辞格超迈,不蹈袭前人,是东坡生平得意之作。
诗歌首句就点出瘴气蒸郁的恶劣环境、海棠的高贵和流落草莽间的孤寂,而“嫣然一笑竹篱间”则又深入一层,写出海棠不以境遇荣辱动其心的品格:纵然被放逐到荒郊野外,却仍然自信地微笑着,相形之下,遍山的桃李似乎都变得粗俗不堪。下句暗引杜甫“绝代有人,幽居在空谷”诗意,将海棠花比为空谷中的佳人,更突显出海棠花的绝代风华。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诗人首先以简练的话语总括其自然富贵的风姿,以下四句则细笔描摹海棠的美丽和在早晨、日暖、雨中和月下的各种情态:她如醉酒的佳人,朱唇沾酒,红晕泛上脸颊。卷起绿纱的衣袖,映现出红润的肌肤。林深雾暗,很迟才能透进阳光;而当日色温暖,清风和畅的时候,春睡十分酣畅。在雨中,海棠垂着泪滴,显得凄怆可怜;而当月下无人之时,则越发地清雅婉淑。诗人发他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以拟人的手法从容不迫地对海棠作了多角度的描绘,既精细又不板滞。
诗歌的第二部分转而写诗人的感慨,但是却又不直接加以直白的议论,而是先活画出诗人的乐天与幽默:东坡先生饱食之后,闲得无事,便摩挲着肚皮漫步,不论是民居还是僧舍,只要看到修长的绿竹,就拄着拐杖敲门要细加欣赏。而后写诗人初见海棠的诧异与惊喜:忽然看到绝代的艳色出现在我这衰朽之身面前,不禁无言叹息,擦拭着有病的眼睛凝视着她。僻陋的黄州怎么会有这么高贵的海棠花呢。莫非是好事者从西蜀移来的。但是诗人很快又作出了否定:一寸多长的幼苗,怎么能够从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蜀移植呢。肯定是鸿鹄衔来了种子落到此地才得以成长为这么一株明艳照人的鲜花。
诗人面对着来自故乡西蜀的海棠,不禁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一阵酸楚涌上心来,于是便痛饮一樽美酒,歌吟出这首诗篇。最后两句是尾声:明朝酒醒之后,作者他还会独自到来,只怕那时海棠的花瓣已如雪片纷纷飞落,不忍触摸了。这句虽是悬想之词,却是至情之语。
全诗的最大特色是以物喻人,而且每一描写都贴切自然。如海棠自西蜀来黄州的揣测实是诗人自身际遇的暗喻,而海棠在黄州“苦幽独”的精神苦闷同样是诗人自指,不过诗人虽然暗用心机进行比附,却并不显得生硬单调。虽是写“苦”,却常杂以愉快而幽默的笑语,苦中有乐,苦乐交织,使诗歌显出一种独特的格调。而其写物抒情,也正如纪昀所评“风姿高秀,兴像微深”,实在是苏轼诗中的精品。
这是一首记梦诗,李清照的记梦诗仅此一首。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蔡义江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五言古体诗以不换韵为正格,此诗便是一韵到底的。但它在内容安排上,却有点像那种四句一换韵的诗:每四句各成一小段落。诗题即首句起头二字,这是风谣乐府传统中之通例,诗中亦常有。此诗写作者某天早晨睡起前梦幻中的一番游仙经历以及醒来后的感慨。
“晓梦随疏钟,飘然蹑云霞。因缘安期生,邂逅萼绿华。”先叙入梦遇仙。拂晓前作者一度醒来,又随着钟声进入梦境,“疏”字形容钟声缓而轻,这恰好能起催眠作用。飘忽身轻,跻入云霞。从飘飘欲仙,到梦见仙人,就十分自然。在仙人中,作者举了人们熟知的安期生和萼绿华。可能同是女性的缘故,作者似乎对遇到萼绿华显得特别高兴。
“秋风正无赖,吹尽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据韩愈描写,玉井莲开花高达十丈,它的根藕当然也会大得像条船了;由藕说到枣,按比例扩大,天衣无缝地将李少君说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的话用上了。与仙人们在一起,其兴奋愉悦之情洋溢纸上。
“翩翩坐上客,意妙语亦佳。嘲辞斗诡辩,活火分新茶。”这四句写人物志趣风貌,叙写诸仙座中以嘲谑取乐、分茶为戏情状。意妙、语佳、思捷、手巧,加之风度翩翩,真是无一不好。虽说只是梦中幻境,实际上却完全是作者自己生活理想的反映。所以,叙来也充满热情。
“虽非助帝功,其乐莫可涯。人生能如此,何必归故家。”写自己对神仙生活的羡慕和感慨。这样的意识通常总是在梦回清醒之后才会产生的。这里作者正是以感想来代替叙述,略去如何从梦中惊醒过来的描写,使诗意更为紧凑,过渡了无痕迹,又简省了很多笔墨。
“起来敛衣坐,掩耳厌喧哗。心知不可见,念念犹咨嗟。”最后补明醒来以后,尚对梦境无限留恋。醒来后作者陷入了沉思。“喧哗”包含着现实生活中人们为名利得失纷争不已的意思,对此梦中所见,更觉得可“厌”。这是从对梦境和现实的相反感受写。明知是幻梦而犹念念不已,则是从理智和感情的矛盾状态写。这样来写内心的强烈感受,是深刻而真实的。
此诗借美好的梦境来寄托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同时反衬出现实生活之可“厌”。构思命意上,也许受到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一些影响。不过,李白诗在卒章显志时,能昂首扬眉,表现得傲骨嶙峋;而李清照这首诗,却只是作者无可奈何的叹息。